在排练场上，黄子翎低头看著眼前的鼓，深吸一口气，擡起鼓棒，敲下第一声。鼓声如涟漪般层层展开，把现场的人带进她用鼓声打开的世界。“我认为击鼓是人内在风景的展现。”对台湾莫比斯圆环创作公社（以下简称莫比斯）艺术总监黄子翎而言，鼓不只是节奏与技巧，更像是一条连接生命的路径。因为鼓，她走上黄土高原，听见老鼓手与土地、信仰和生活的关系；也因为鼓，她进入环境剧场及地方共创，遇见聋人与听障朋友，碰撞出属于莫比斯的共融作品。

黄子翎从小就对音乐与节奏有著天赋，而与鼓的相遇，最初来得有些意外。大学就读广电系的她，毕业前为了拍摄作业前往台北市文山区的老泉山，原本只是想记录击鼓训练的过程，却在那里遇见一位老师傅，看见另一套与鼓相处的方式。

从鼓声到手语，从聆听到共融，黄子翎让每个人用自己的方式说故事（点击放大浏览）▼▼▼

师父黄志群教她，击鼓不是急著敲出节奏，而是先回到自身的觉察。因此练鼓以前，得先打坐。在山上的风声、鸟声与各种动物声之间，她学会安静下来，聆听自己的身体与环境如何产生共振，再来才是如何击出感动的鼓声。

深受击鼓训练震撼的黄子翎，自告奋勇加入团队，随后展开长达十多年的山居击鼓与表演生活。直到下山时，师傅对她说：

在这山上，你有老师，你下山之后，要成为自己的老师。

这句话像是一个漫长的提醒，陪著她离开熟悉的训练场，也逼著她重新追问：“鼓跟我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除了打鼓之外，我还会什么？”

走上黄土高原领略：有生活才会有人，有人才会有鼓

为了寻找这个答案，黄子翎申请了云门流浪者计划，前往中国的黄土高原。她想知道，那些一辈子打鼓的老鼓手，究竟为什么可以用一生力气打一面鼓。

那趟旅程走了 85 天，从山西、陕西、甘肃，一路到四川阿坝一带。出发前，她原本以为自己会学到更多鼓曲与技法；抵达现场后，才发现老鼓手并不是时时刻刻都守在鼓旁。白天，他们可能在田里工作，或开五金杂货店，她便陪著他们工作、顾店，等到夜晚、节庆或神明出巡时，才看见他们拿起鼓棒。

充满生命力的鼓声，也不是透过一张张乐谱被保存下来，而是靠口传、哼唱，跟著庆典与生活一代代传下去。她印象最深的是陕西北部一位老鼓手。那天，老鼓手刚从农地回来，她坐在窑洞前和对方聊天，问起一个动作：“为什么打鼓的时候，脚一定要跺地？”老鼓手望向外头寸草不生的黄土高原，告诉她，如果冬天一场大雪把谷物冻坏，明年可能就没有食物了。所以他们打鼓时要跺地、要跳起来，是希望鼓声与脚踏土地的震动能传到天上，让神明知道，要保护这片土地上的人。

那一刻，她理解到鼓不只是舞台上的声音，也不只是表演者手中的技术，鼓声里有人的祈求、有土地的命运、也有生活深处的恐惧与盼望。这趟旅程让她重新明白：过去自己一直在舞台上寻找鼓，但真正的鼓，存在人与生活之中，每个人的经历、情感与生命状态不同，敲出的鼓声也不同，不只是节奏，更是一个人的生命风景。

从舞台走向地方，她把人的故事放进剧场

从黄土高原回来后，黄子翎开启一连串环境剧场的创作。她不再只把鼓视为舞台上的声音，而更在意：一个人的生命故事，如何透过不同形式被说出来？那些长在土地、街区与日常里的记忆，能不能被剧场接住？

2017 年，莫比斯圆环创作公社的前任艺术总监返回香港，黄子翎接任艺术总监一职。对她而言，“莫比斯圆环”本身带有归零、翻转与无限延展的意味；而“创作公社”则像是一个平台，让每个人所擅长、关心的事，都能在这里开出花朵。艺术家、素人、不同背景的参与者，带著各自的生命经验进来，彼此交流，创造出不只属於单一创作者的作品。

这样的想法，让她持续走进地方。2021 年的《龙潭市场，停！看！听！》，她花了数月时间和在地素人一起田调（田野调查），陪他们回到商店、中药行和熟悉的街区，把各自的生活记忆与地方故事串进剧场。她不希望作品演完就结束，而是思考它能否透过工作坊、共创、影像、声音或文字，继续留在地方，延伸下去。

就像她在黄土高原理解到，鼓声来自人的生活；来到莫比斯之后，她也试著让剧场回到人的生活里。疫情期间，剧场暂时停摆，黄子翎忽然想到一个问题：自己打鼓二十多年，也曾和不同地方、不同背景的人一起创作，那么，还有谁“没有听过鼓声”？

鼓的核心是声音，所以对全然听不见声音的聋人，或只能接收部分声音的听障朋友来说，鼓声又会是什么？这个问题，让她把目光转向那些未必能用耳朵“听见”鼓声的人，也成为莫比斯后来持续发展的“非听觉剧场”——不是把声音拿掉，而是重新思考，当声音不只靠耳朵接收，剧场还能如何被感知、被观看、被共同创作。

走进聋听共创，共融从不理解开始

在邀请聋人朋友进入共学与排练现场后，黄子翎发现这个提问远比她想像得更深邃。第一次和聋人朋友见面时，人都到齐了，她却感觉现场异常地安静。那种人明明都在，空间里却没有她熟悉的声响的震撼，那一刻，她强烈感受到，自己面对的不只是另一群创作者，而是用与自己截然不同的方式去感知世界的人们。

于是，她试著让声音被“看见”。她在鼓棒上沾颜料，邀请聋人朋友敲击鼓面。鼓棒落下时，颜料随著挥击的力道喷溅、拖移，在鼓面上留下线条与痕迹。对她来说，这不只是视觉效果，而是一种转译：当鼓声无法只靠耳朵接收，它也能透过震动、颜色与身体动作，成为另一种被感知的路径。

不过真正的挑战，不只在于如何让声音被看见，而是当不同身体经验、不同工作方法的人真的坐在一起时，彼此要怎么合作。

黄子翎想起某次的共融工作坊上，有听人艺术家提出困惑：为什么非得要自己带工作坊？为何不能只是参与，必须主动提出自己擅长的事，再和一群不熟悉的伙伴合作？对黄子翎来说，这正是共融的核心。她希望团员能从自己熟悉的能力出发，带著它走向陌生人。唯有如此，创作才有机会打破原本的惯性，不再只用自己习惯的方式思考、排练与表达。

面对这样的疑惑，工作坊没有急著给出标准答案。现场的聋人与听人表演者，开始分享他们过去和不同艺术家合作时，曾遇过哪些类似困难，又怎么尝试解决。原本卡住的讨论，慢慢从“为什么要这样做”变成“原来你也曾经这样走过”。

也正是在这些时刻，黄子翎了解到共融并不是把不同的人放在一起，要求大家最后都和乐融融、朝同一个方向前进。它更像是一种“我们彼此存在”的状态：你在场，我也在场；你听见我，我也听见你。那些争吵、模糊、猜测与不理解，并不是共融的失败，而是不同生命相遇时，必然会面对的过程。

这样的经验，也让黄子翎回头看见自己。创作本身，何尝不是一场共融？每一次创作，她都必须从过去累积的身体训练、田野调查与生命提问里，重新整理自己如何看待世界。从鼓手、表演者走到艺术总监的位置，她不再只用过去熟悉的方式前进，而会进一步追问：自己想做什么？又能用什么方法回应这个社会？就像是“杀死过去一半的自己”，再生出一个新的自己。

重新听见声音，让每个人用自己的方式说故事

而在与聋人、听障朋友一起工作后，黄子翎重新认识了声音的不同形式。

她回忆道，有聋人朋友第一次感受到鼓时告诉她：“老师，这个是震动。”那不是听人熟悉的音高、节奏或旋律，而是皮肤麻麻的感觉，是心脏感受到的震动。她好奇地想，如果一个没有声音的世界也能拥有自己的鼓谱，那么这份鼓谱会以什么形式被记录？又会如何被创作出来？

后来，香港展能艺术会向她介绍欧美剧场中一种名为“Performing Arts Interpretation”（简称 PAI）的实践方式。那不是把文字逐字翻译成手势，而是让手语真正走进剧场，成为具有语感、文化与美学的剧场语汇，也让聋人观众能以更无障碍、沉浸式的方式观看作品。黄子翎才慢慢理解，在不同戏剧、角色与情境下，手语呈现出的气质也会不同；当手语成为作品语言的一部分，声音、表情、震动与光影，也都可能被重新纳入剧场的表达之中。

黄子翎说，有位聋人演员的状态常常忽好忽坏，可能上一次排练表现得很好，下一次又突然卡住，让她想不明白问题出在哪里。后来，这位聋人伙伴和同台表演者私下讨论了很久，再回到排练场时，状态竟然顺了起来。她忍不住追问发生了什么事，才知道关键只是：“因为我有做表情。”

对听人演员来说，中性表情有时是一种表演选择，可以保留角色与观众之间的想像空间；但对聋人而言，脸部表情却像文字里的惊叹号、问号与破折号，承载著语气、情绪与句子的转折。少了表情，语言就变得模糊，情境也难以被完整接收。黄子翎从这件事中学到，手语不是附属于中文的翻译，而是一套有视觉语法、情绪节奏，以及文化脉络的语言系统。

这让她意识到，自己过去非常依赖听觉。当聋人朋友用手语向她自我介绍，她回去后几乎全忘了，才发现自己原来习惯靠声音记住一个人。为了打破隔阂，她开始学手语，从吃饭、数字、颜色慢慢学起。有一次吃饭时，看著大家不停比手语，她竟然忍不住说：“你们很吵耶。”大家对视后，一起大笑了起来。那一刻她发现，自己好像开始听见某种无声的声音。

带领莫比斯走向永续：让每个人用自己的方式，站在故事里

走到共融剧场的第三年，黄子翎曾觉得自己“江郎才尽”。她意识到，若只是一味地凭直觉去做，很快会碰到瓶颈。于是，她选择回到学院，从博士班的研究与阅读中重新整理自己走过的路，也比较国外与台湾共融剧场的实践差异。她慢慢看见，共融剧场的核心，不只是某个人演给某些人看，而是让不同的人一起在现场，让作品、观众与表演者之间产生流动。

莫比斯于 2025、2026 年接连获得 TAIWAN TOP 演艺团队年度奖助专案，也让黄子翎懂得用更长远的眼光看待剧团。她形容，过去的莫比斯像一间小杂货店，什么都做、什么都卖；但剧团要走向永续，就不能只思考未来一年的作品，而要有三年、五年的规划，例如，非听觉剧场如何成为一个长期媒合、实验与培育人才的场域？甚至，有一天换了艺术总监，方法与平台是否仍能延续下去？

这些提问，也延伸到她正在排练的作品《群盲》。原作故事描述一群盲人在神父死后，仍苦苦地等待神父。黄子翎邀请听人与聋人表演者重新阅读这个文本，她特别关心那些原作中没有台词、没有声音的人：如果换一个视角看，他们当时在想什么？如果手语员不在，演员们仍要一起排练，误读、猜测与翻译之间，会不会开出另一个剧场？

这个答案，不是交由黄子翎一个人替作品下注解，而是在排练现场，由演员与创作者共同完成。当聋人与听人面对同一个文本，谁能说话、谁被翻译、谁需要等待、谁又长久站在故事边缘，都不再只是剧本里的设定，而成为现场每个人必须一起回应的问题。也因此，《群盲》不只是改编一部经典文学，更像是一次重新分配声音与观看位置的创作。

从鼓手走到非听觉剧场，黄子翎不断回到一个更根本的提问：艺术是什么？她想起美国的传译专家 Kevin Dyels 曾在课堂上播放一只美国音乐剧影片。影片里，不同身分的人用不同手势、表情诠释同一首歌。她原本只是看著画面，直到老师一一指出谁是表演者、谁是聋表演者、谁是手语员，她才突然掉下眼泪。原来，即使面对同一首歌，每个人仍会用自己的身体、语言与生命经验，说出不一样的故事。

“剧场的包容性很强。”那是黄子翎感受到艺术最美的地方。艺术不是让所有人变成同一种样子，而是让每个人都能用各自的方式，站在现场，说出生命里深刻的故事。

这也回到她最初对鼓的理解。每个人心里的风景不同，敲击出的鼓声就不同。从黄土高原、地方共创，到聋听共创与非听觉剧场，黄子翎在寻找的，也许都是同一件事：让那些不容易被听见的人与事，能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被世界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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