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港摄影档｜撤牌3年现无牌与黑工乱象 摄影档能否重新出发？
【维港摄影档系列报道之五】维多利亚港璀璨夜景享誉全球，海傍摄影档应运而生。自2001年起康文署推出发牌计划规范经营，沙士后邀请无牌档主“攞正牌”宣扬世界三大夜景。到2023年，随著新冠疫情冲击与智能手机普及，当局取消发牌计划，巨型警告横额高挂，昔日“攞正牌”档主全数沦为无牌经营。如今维港两岸摄影业陷入乱局，本地资深档主“试法留守”、内地流动摄影师“打游击”违法做生意，衍生拉客滋扰与黑工疑云。
《香港01》深入了解档主与旅客心声，并从政界角度探讨摄影档转型出路。这项伴随香港数十年的街头行业，究竟经已过时，还是仍有不可替代的存在价值？
23年的身份转换 从“攞正牌”到非法经营
自2001年起，康文署为规范尖沙咀海傍涌现的无牌摄影档，推出了“香港文化中心即场摄影服务摊位计划”。该计划要求申请者必须通过摄影专业考核、经评审委员会甄选，并在支付登记费后于核心时段营运，方可合法经营。2003年沙士疫情后，香港急需振兴旅游经济，加上自由行兴起，政府进一步鼓励摄影档由无牌转为有牌，期望借档主的镜头向全球推广维港作为“世界三大夜景”的魅力。
然而，这套行之有年的合法营运模式，却在2023年划上句号。随著新冠疫情爆发，海傍零游客，部份档主无法达到当局规定的每日签到出席率；加上智慧型手机与自拍文化普及，传统摄影需求大幅萎缩。当局最终于2023年正式取消发牌制度，昔日的“攞正牌”业者顿时沦为无牌经营者。
无牌档与非法黑工对决 消费纠纷损旅游形象
牌照被撤销后，维港两岸的摄影生意并未消失，反而演变成两种截然不同的生存形态。部分经营数十年的资深本地档主，选择在尖沙咀海傍“试法留守”，即使身旁高挂著康文署警告游客切勿光顾的巨型横额，仍坚持开档提供专业摄影与实体照片即场打印服务。
与此同时，来自内地的流动摄影师以旅客或摄影爱好者身份掩护，采取“打游击”战术，穿梭于维港两岸主动向游客招徕，逐张收费，并透过电子支付快速交收。这两类经营模式虽然手法各异，但在争夺同一客源时难免产生利益角力，缺乏监管的市场容易衍生出拉客滋扰、强买强卖等消费纠纷，对香港“旅游之都”的品牌形象构成压力。
部门管辖权各异 执法具挑战
维港摄影生意陷入无牌与非法的乱局，背后亦反映出政府各部门在管辖权与执法上的相应分工与限制。
食环署的主要职责在于维持卫生及规管街头贩卖活动，但现行《小贩规例》并未将摄影活动纳入规管范围。康文署会对无牌摄影摊档采取劝喻、警告、指令离场、检控等跟进行动，但自2020年至今，收到29宗相关投诉，仅成功检控仅一宗“公众地方造成阻碍”判罚3000元。
内地摄影师以旅客身份来港从事有偿拍摄，涉嫌违反《入境条例》不可受雇或参与业务的规定，入境处持续展开“网上巡逻”监控社交平台，并进行反黑工拘捕行动。然而，面对摄影黑工打游击模式，执法层面或许存有挑战。
专业摄影仍具价值？业者旅客盼重发牌
虽然面对种种争议，但维港摄影档是否真的毫无价值？从旅客反馈来看，它仍具备不可替代的意义。受访内地旅客一句“专业的事得交给专业的人做”，精准点出专业摄影的价值。专业相机、镜头与补光灯所呈现的拍摄效果，依然是手机无法比拟的；而一张实体的纸质相片，更是旅客“不白来香港一次”的纪念凭证。正因为市场需求与利润依然存在，才吸引业者冒违法风险坚持无牌摆档或从事非法工作。
有档主透露，当局曾有意发牌，编配在离海傍较远、靠近公厕的“死位”，但依靠催灿维港景色营运的摄影档而言，失去“正中景观”等同剥夺招客的招牌，最终档主放弃发牌，走上无牌经营之路。
面对无牌档口与黑工打游击乱象丛生，受访的摄影档主及消费旅客均表达了同一心愿，期望当局能重新考虑发牌。档主期望能够名正言顺地在海傍合法营运，毋须提心吊胆做生意；旅客则望透过制度约束，杜绝违规业者与不当推销手法，能玩得开心又放心。
手机自拍盛行 姚柏良：摄影业务空间有几大？
但重新发牌是否一个可行做法，街头摄影档是否仍有存在的必要性，立法会议员、中旅社董事长姚柏良认为值得斟酌。他认为，部分公众地方人流频繁、管理较为困难，未必合适发牌；发牌须具清晰规范，避免顾客与业者之间无谓的磨擦。此外，智能手机普及化下，旅客大多选择“自拍”，他反问传统摄影档的业务空间还有多少。
他建议转换思维，考虑近年流行“旅拍”，即旅客租借穿着特别服饰，由摄影师陪同四处拍照；或是参考外地特定景点的做法，例如如贵州“中国天眼”因地理位置独一无二而配套专业拍摄服务。在特定配套与独特景致下提供专业拍摄，或比传统街头摆档更具业务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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