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杀者家属|新世代多压力 家长需同行与聆听 学者教守门人三招
每年开学,青少年自杀个案频现,坊间常轻率地为青少年贴上“抗压力差”的标签 。然而,深耕自杀研究逾廿载的香港大学社会工作及社会行政学系副教授黄蔚澄认为,新一代面临全球竞争与本港学业的双重压迫,情绪受困原因错综复杂,不应轻易扣标签;而青少年不论看似好或坏的转变 ,有可能是微细的求救讯号,最需要家长实质的陪伴与同行。而聆听者应少一点批判,学会“先处理感情,再处理事情”。
当悲剧发生后,自杀者家属往往背负著“不被理解的哀伤”或被污名化。黄蔚澄强调,精神健康困扰及自杀背后成因极其复杂,绝非单一责任。社会应给予自杀者家属或情绪受困者更多理解,社区多一个人担当“守门人”,才能在困境中筑起安全网。
学童自杀率飙升 青少年双重受压 忌轻率标签“抗压力差”
每逢9月开学之际,青少年自杀个案频现,令大众关注。今年9月香港大学防止自杀研究中心公布2025年自杀数据,去年本港录得976宗自杀个案,整体自杀率微跌,但15岁以下青少年的自杀率却不跌反升,由同期每十万人0.9宗增加至2.9宗,升幅达两倍。黄蔚澄分析,由于该年龄层的自杀个案基数较小,当个案稍有增加,便会令该组别的自杀率大幅攀升。
黄蔚澄观察到,开学前后学童自杀个案激增,与社交媒体引发的“模仿效应”(Copycat Effect)密切相关。然而,坊间常有声音批评青少年“抗压能力低”或“解难能力差”,他直言这种说法不尽不实,加上本港过往未有一个大型具持续性的青少年精神健康追踪研究,故欠缺客观数据支持。
他从宏观角度分析,全球化竞争加剧与 AI 技术崛起,导致青年失业率上升,令他们对未来深感迷茫;香港本土学业压力大,加上引进外来人才带来的竞争,本港青少年正承受著学业压力与前景不明的双重压迫,因此社会不能轻率为他们扣上“抗压能力低”的标签。
留意青少年的转变 家长实质陪伴同行成最强后盾
谈到防范自杀,黄蔚澄指出,自杀个案的“警号”(Warning Signs)核心在于“转变”,不在于转变的好坏。正如《虚无人》作者黄荣孝的父亲黄强提到,儿子的转变是突然发奋读书,令他难以察觉异样。黄蔚澄解释,青少年有转变正常不过,转变不一定是负面的,有时也可以呈现为正向行为。
这并非代表家长要草木皆兵,黄蔚澄坦言:“有时又唔可以将全部责任放晒喺家长身上,家长自己都有生活。生一个小朋友出来,你有责任要关心佢,但都要关心自己。”他提醒,青少年需要家长实质的陪伴与同行,即使家长工作繁重,亦要花时间与子女相处,他赞扬黄强作为父亲已十分称职。
针对《虚无人》内容围绕哲学思考与探讨生死,黄蔚澄认为,青少年处于寻求自我认同的阶段,对生命意义乃至生死议题感到好奇,实属正常:“究竟呢个世界系点样发生、究竟自己生存喺呢个世界系为咗咩……如果唔谂,我觉得先唔正常。”他续指,青少年想了解“生”,自然会探究“死”,成年人亦然,劝吁家长毋须过度反应。
当发现子女创作或谈论相关题材时,他建议家长或老师应保持开放态度倾听及了解其想法,毋须急于贴上“他要自杀”的标签。
仅一成学生主动求助 AI改变青少年倾诉习惯 是新一代常态
随著AI智能普及,不少青少年习惯与AI对话,减少与真人沟通。黄蔚澄分析,AI 能精准分析使用者的用语习惯,提供极具同理心与认同感的反馈,对用家而言极具吸引力。尽管“不与真人聊天”看似令人担忧,但黄认为这已是新一代生活常态。
黄蔚澄团队现正研发一个AI聊天室,当使用者在对话中提及自杀或抑郁时,系统能即时运用“认知行为治疗”对答,给予适当引导。黄蔚澄认为,新一代不再跟真人聊天或是一个趋势,但AI有可能打破青少年求助他人的障碍,因青少年会向外寻求协助的意欲很低。
黄蔚澄引述其团队涵盖4,000名中小学生的调查研究指出,面对困境时,仅约9%学生会主动寻求协助,他叹指:“喺AI出现前,佢哋甚至连开口嘅意欲都无。”因此,哪怕最初只是向AI倾诉,只要青少年“肯讲”,就是好现象。他相信只要青少年习惯表达及倾诉,日后若AI无法满足其需求时,他们亦有机会转向真人求助,相信亦是一个好结果。
自杀者家属最想了解亲人寻短原因
而当悲剧发生后,社会最需要关注的是自杀者家属。黄蔚澄于2023年开展心理剖析研究时发现,几乎所有受访自杀者家属参与研究的首要目的,都是了解亲人寻短的原因。
“大家都很想知道原因。”黄蔚澄说,即便亲人留遗书写明欠债或学业问题,家属仍会反复追问“点解唔早啲同我讲?”或“我系唔系可以做得更好?”他指出,自杀原因复杂,往往没有单一原因,家属执著于追寻原因的过程,其实也是寻求内心平静与“自我慈悲”的必经之路。
承受不被理解的哀伤 “污名化”添压力 吁勇于倾诉
相对于一般死亡个案,自杀者家属往往承受著“不被理解的哀伤”。黄蔚澄指,家属除了自责外,亦要面对“自我污名”及社会的“污名化”,例如当离世亲人为精神病患者,家属担心被外界标签、被邻里亲友指责,令他们更难开口倾诉。正如黄强提到(另见稿),他曾被街坊用异样眼神打量,甚至有人认为是他“害死个仔”,令他压力倍增。
他强调,加强公众教育是破除污名的关键,让大众理解精神病及自杀行为是由多个复杂因素促成,绝非单一责任。
持续哀伤或演变成抑郁症 需要格外留神
黄蔚澄提醒,失去至亲后感到哀伤是正常反应,但若持续逾12个月仍无法平复,并伴随郁郁寡欢、对事物失去兴趣,甚至萌生轻生念头,便有可能演变成抑郁症,需要格外留神。
黄蔚澄与香港撒玛利亚防止自杀会有共同研究计划,用了10年时间持续跟进自杀者家属,探讨他们的生活变化。研究显示,在专业人士协助下,家属“肯讲件事出嚟”,能够迈向创伤后成长(Post-traumatic Growth),不仅可抚平自身的创伤,更可为社会带来转变。
学会“积极聆听” 掌握“守门人”三部曲成为同行者
要陪伴自杀者家属或情绪受困者走出阴霾,黄蔚澄强调“同行”重于“安慰”。同行者应多聆听,以非批判性的方式分析事件,因许多家属因担心社会眼光而产生“自我污名化”,不敢向外倾诉。
黄蔚澄亦乐见每年设有“世界精神健康日”,以及“陪我讲Shall We Talk”等心理支援服务,现时教育局亦将“三层应急机制”扩展至小学四年级至六年级。
至于如何成为同行者,黄蔚澄认为最重要的是“积极聆听(Active listening)”,他坦言:“香港人好忙,经常习惯处理事情,再处理感情。”但心理辅导的原则是“先处理感情,再处理事情”。他提醒:“有时唔系每件事都需要答案,有时安抚咗自己嘅情绪,自己慢慢就会有答案。”
黄蔚澄表示,每个人都可成为“守门人(Gatekeeper)”,及早识别及支援处于困境的人。他强调,成为“守门人”不需要高深的专业技巧,只需掌握三个步骤:
第一, 主动拨出时间与空间去关心对方;
第二, 若察觉异样,鼓起勇气直接询问对方是否有自残或自杀念头;
第三, 陪同对方寻求社区中的专业资源。
他认为专业人士无法全天候陪伴在侧,唯有身边每一个愿付出时间的“守门人”,成为彼此的同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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