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会议员江玉欢早前宣布不再竞逐连任，回归律师本业。这位自喻“江大侠”的代议士，在进入议会之初便因“免针纸”事件中批评政府做法专横而崭露锋芒。四年下来，她也以充满个性的议事风格为人熟知，既质疑议员议案流于“说给录音机听”的形式，也直言官员回复时常沦为“游花园”表演。

宣布弃选当天，她朗诵苏轼的《定风波》自况，然而，这首古词的名句“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似乎并不反映她如今的心境。她在本届立法会接近尾声时多次发出改革呼声：施政报告的内容要贴地、立法会议事效率要提升........坊间视她为本届立法会的“敢言”派，她却对这种称誉不以为然。离开议会在际，她接受《香港01》专访，强调“江玉欢从来都不是敢言，是真心说话”。

江大侠会继续　还想找一只雕

江玉欢总把自己比喻为有侠义心肠的“江大侠”，认为只是为市民说几句心里话，“完全不是敢言”。事实上，作为代议士，向政府反映市民意见、对政策存在的不足提出批评建议，本就是职责所在。如果“敢言”从议员本分异化为一种稀缺的“功德”，反而才是不正常。那么，当一位议员只是说几句“真心话”就被夸赞“敢言”，是否也代表议会言论空间的收窄？

“可能很多同事选择不说，或者转一个弯来说”，但江玉欢强调，“这不是江玉欢”，她忆述，疫情间有老人在亚博隔离，长达22日没有洗澡，她知道后自问“还等啊？要不要先写信？”立即去拿老人家属的联系方式。在她的帮助下，老人在第二日得以回家。这件事令她坚定，“无论有多大的压力，也要为市民”。她自言，即便有同僚提醒“你平时说话要小心一点”，她也未曾动摇。

江玉欢宣布不连任后，逾百网民在相关新闻报道中留言表达不舍，她自己则一再强调毋须伤感。她形容自己心态“很积极，不准备哭”，笑言“江大侠仍然会继续，我还想着找一只‘雕’回来”，例如日前提出与同样将会退出立法会的新民党副主席黎栋国一起，继续做“法律双雄”。

没有压力，不做江大侠才有压力，做回自己永远没有压力。

如果心存偏见　无论说什么都是批评

回望四年议员生涯，她仍认为疫情时的“免针纸”事件令她“最生气”，当时政府因7名医生涉嫌滥发新冠疫苗接种医学豁免证明书（免针纸），作废2万多张免针纸，江玉欢认为政府此举缺乏法律依据，批评政府做法“专横”，更在社交媒体上质问“是谁破坏了法治”。江玉欢坦言曾有跟政府就沟通，也写过信表达意见，但始终没有得到回应，后续有一位职员致电，她曾跟对方据理力争，却得到一句“我也是新来的”的回复。

那一刻，我觉得我认真过头了，于是我就写了那个Post（破坏法治）。

“我没有那么有空去无故批评或抹黑别人。”江玉欢坦言，对当前议会的批评空间感到忧虑——“如果连说几句话都不行，市民的情绪就无处疏解”。她观察到，这届议员即使具备“批评意识”，也大多“未必敢做”，仿佛内心带着无形的“枷锁”，害怕得罪人、破坏关系。在她看来，“批评”与“意见”本是一体两面，界线本就模糊，“批评中难道不也包含意见吗？”当对方心存偏见时，无论说什么，都可能被视为批评。

从政必须有宽阔的心胸

中央港澳办对新一届立法会选举提出要求，要求议员要具备深入研究政策、审核预算、洞察民情的专业能力，行政长官李家超亦提出，要选出有能力、有抱负、有热诚、做实事的立法会议员。江玉欢早前撰文指，香港应建立建设性批评文化，立法会与政府作为“命运共同体”，需在行政主导框架内良性互动。这种批评非为对抗，而是基于专业知识与实证的监督，以理性声音推动良政善治。

她直指，“从政必须有宽阔的心胸，到底在怕什么呢？”议员心胸要宽阔，政府的心胸更要宽阔。她认为，政府要做好政策，首先要学会聆听。她拍胸口保证，“EO（行政主任）、AO（政务主任）每三年放三个月或半年下去基层，全部都会脱胎换骨。”

一个政府部门那么多人，为什么不能下去听听市民的声音？

至于会不会担心“敢言”、“敢批评”的议员愈来愈少，她坚定指出，“我没见过纯粹是为了批评而批评、为了个人表演的议员，能得到市民的喜欢。”

基层出身不一定记得基层

江玉欢住过留产所、被亲生母亲抛弃、小六开始在打童工、做小贩推车周街卖干货⋯⋯作为从基层一路爬上来的议员，她认为基层的利益永远是首位。谈及最想推动却未遂的政策，江玉欢思索片刻后，斩钉截铁地表示是“脑退化症”，她看到香港大部分老人院对待脑退化症患者的方式，是用“捆绑式”的，换位思考后形容为“生不如死”，“政府官员可不可以试一下被绑三个钟？”她直言，这是其议员生涯最大的遗憾。

“疫情之后，香港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她常常在深水埗、红磡等地看到因长年推纸皮，导致背上出现“驼峰”的老人，“我们总说关心基层，为什么香港的老人家还要推垃圾和纸皮？”那么，议会是否需要更多“基层议员”而非“精英议员”？她认同两者有很大不同，质问“没做过基层怎知基层疾苦？你会煮饭吗？能住㓥房吗？用过衣车车衫吗？”但同时亦指出，“基层出身的人不一定会记得基层，最重要是勿忘初心”。

江玉欢指自己很少“联群结党”，因忙于做市民的“申诉专员”，她骄傲地说，“申诉部有很多市民都填我的名字”，甚至有市民打电话给其他议员，会得到一句“你揾江玉欢啦”。

改革要从官员心目中改

“立法会是要改革的”，江玉欢早前撰文批评立法会的议事效率，直指立法会耗费大量时间于无法律效力的重复性议员议案，却压缩了质询环节的深入讨论空间。“四年来没有几个议员议案转变为有约束力的政策法案”。她举例道，本届立法会最后一次大会其中一个议案是“推动乡郊旅游”，但“旅游说了好几次，变来变去都是这样”。她认为这是“说给录音机听”的形式主义，一个月两次足矣。

大家都写定稿，每人说五分钟，然后放进会议记录，我们做的事情没有影响到社会。

变得比起议员议案，她认为口头质询的时效性和社会关注度有天然优势，但如今的质询却陷于“点到即止”。她反问道：“每个人只有两三分钟发言，有时官员游花园不直接回应，你觉得有质素吗？”因此，她主张改革议事规则，借鉴新加坡经验延长质询时间，“希望日后立法会主题有这样的魄力去用心改变”。

江玉欢还认为《施政报告》的内容需变革，同样以新加坡为参考对象。她指出，新加坡政府每年会与市民开论坛，将市民最关心的问题转变为政策内容，“政府不能只有《施政报告》那两三个月才跟市民聊天，难道不是365天都应该收集民意吗？”对于目前长达三个钟的“朗诵”时间，她认为应该聚焦于重点，剩下的时间交由各个局向传媒和市民解释。至于应如何变革，她直言“要从官员心目中改”。

时值立法会选举，行政立法合作被视作为观察未来立法会运作效能的重要指标，但是否也该反思，为何本来不应稀奇的“敢言”，成为被赞颂的品质？当深水埗那些被纸皮压弯的脊梁苦无安身之所，“代议士”又应立于何处？改革之难，不在于方案的匮乏，而在于倾听的意愿与心胸的阔度。真正的行政立法合作，不应是异口同声的合唱，而应是基于专业与真诚之上，在“命运共同体”的认知下，共同面对问题、解决问题的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