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埔宏福苑大火震动全城，令楼宇大维修与“围标”这个长年积弊重新进入公众视线。现代围标往往被视为2012年强制验楼等政策下的产物，早已发展出一套涉及顾问、承建商及法团的精密操作；但追溯历史，围标雏型早于1980年代居屋装修市场便已出现。
由昔日黑帮以“武斗”垄断，到今日由专业主导的隐密合谋，《竞争条例》对围标形同无牙老虎，参与公司将罚款当成成本一部份，是制度出现问题，政府有否放任不管？下文将讲述围标的前世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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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日　大埔宏福苑大厦火灾后单位情况▼

在细数围标的“前世”之前，应先了解围标的现代法律定义。根据竞争事务委员会，“围标”（Bid-rigging）是指在投标过程中，竞投者之间并非真正竞争，而是私下串通，协定谁将赢得合约，旨在推高价格或降低服务质素，属极严重的反竞争行为围标可以在各行各业发生，只要有投标，围标便有可能出现。

常见围标手法包括：

虚假报价（俗称“陪标”）： 同谋者故意提交价格过高或含有不可接受条款的标书，只为“凑数”，确保内定的同党能顺利中标。

轮流中标： 竞争对手之间协议轮流赢得合约。

瓜分市场： 协议不竞投彼此“地盘”或指定客户的合约。

“围标”令采购方失去真正的选择权，被迫接受被操控的高昂价格。而在围标开始变得普遍之前，这种“市场瓜分”往往由更原始的暴力手段维持。

三合会操控居屋装修成本港围标雏形
按势力瓜分各座大厦的装修权

追纵过往新闻、学术文章等，围标当年的雏形，与三合会有莫大关系。1980年代，即政府刚刚推出“居者有其屋”之时，本港装修公司多属小规模经营，每逢居屋入伙，都会有剧烈竞争，各公司为免出现割喉战，往往有强烈动机垄断整座大厦的工程。三合会凭着其动员能力及暴力手段介入，协助判头独揽生意，令装修市场沦为黑帮势力范围 。

与现今隐蔽的合谋定价不同，当年三合会的操作更为赤裸。每当新屋苑即将入伙，区内势力便会谈判，按势力大小瓜分各座大厦的装修权。为免帮派间爆发冲突，他们发明了类近现代围标“合谋瓜分市场”的“互相转介机制”。例如有不知情的住户找了由A帮派控制的装修公司，去装修B帮派“地头”的单位，A帮派公司会将客源“转介”回B帮派的装修公司。

装修公司须缴付10%佣金作入场费
有拒付装修判头遭断四只手指

在垄断下，正当装修公司若想入场，必须缴付约工程费10%的佣金以换取“经营权”。拒绝就范的代价沉重，1990年曾有装修判头因拒绝交出工程，遭黑帮斩断四只手指，亦有承办商在将军澳遭围殴。即便房委会推出认可承办商制度试图反制，但黑帮反而乘机渗透，利用认可身份驱逐其他对手。

随着楼市转变及警方打击，这种街头暴力逐渐式微。不过，早在1995年，警方已担忧黑社会转型，开始与不道德的商人及专业人士勾结，以“合法”手段经营不法勾当，而警方的观察亦不幸成真，更难侦测的“围标”亦开始出现。

9间铁闸供应商组成联营集团
合谋擡高公屋铁闸入标标价狂赚1.9亿

由于现代围标的隐蔽性，本港史上第一宗的围标个案可以称得上是无从稽考，不过，其中一宗连政府也“中招”的个案，早在1997年已经发生，亦与公营房屋有关。2000年9月，廉政公署揭发九家铁闸供应商组成联营集团，针对房委会公屋及居屋工程进行大规模围标。

在1997年4月至2000年3月，该九间公司在入标前先私下协定中标者，并将标价大幅擡高，在成本及合理利润之上，再额外加征60%的暴利，其余八间“陪跑”公司则故意开出更离谱的高价，营造“价低者得”的假象。

短短三年间，集团以此成功中标83份、总值4.7亿元的合约，当中逾1.9亿元属诈骗得来的“溢价”。成员更设立空壳公司，瓜分黑钱。

大厦大维修令围标走入“民间”
涉及楼宇管理贪污大增

“围标”二字此后在新闻的曝光亦愈来愈多，不过都有一个共同点，都是涉及政府部门。由物料供应处拍卖、房署购买柴油发电机、机电署为运输署驾驶考试中心进行的电脑化工程，都涉及“陪标”。

但同时，围标亦走入“民间”，大厦大维修便是其中一个不法份子虎视眈眈的“肥肉”，2005年起到2007年三年间，廉署每年接获涉及楼宇管理的贪污罪行已经有至少800宗，占私营机构整体举报超过四成，而2007年到2008年中短短一年半，有107人因此被捕，但仅得44人被检控，可见执法难度。

楼宇更新大行动及强制验楼计划
令围标变成猖獗的“推手”

如果说2008年前是现代屋宇维修围标的萌牙阶段，2009年后两项主要政策改变可以说是令围标走入猖獗的“推手”。2009年，政府推出“楼宇更新大行动”，拨款20亿元资助旧楼维修，计划原意旨在于环球金融危机后，透过公共资源投放以稳定建造业就业。而2010年马头围道塌楼事故，则催生了2012年的强制验楼计划，规定楼龄30年以上楼宇，每10年须验楼一次。

屋宇署每年目标选取2,000幢楼宇发出“强制验楼令”，假设一幢楼维修费1,000万元，单是一年，市场便会有200亿元的工程需求。

强制验楼制度须在限期内维修
维修费平均高出超过40%

已停运的《传真社》曾建立大厦大维修的投标资料库，记录标书金额、参与公司、顾问、工程规模等。三位本地经济学者梁天卓、曾国平、徐家健就曾利用资料库分析，发现强制验楼制度下，被政府点名须验楼的楼宇，由于须在限期内维修，其维修费平均比其他楼宇高出超过40%。控制了屋苑规模等因素后，强制验楼实施后，即使那些没有收到通知、纯属自愿维修的大厦，维修费也普遍上升近40%。

三位学者同时又分析当时最活跃的四间承建商，发现他们在强制验楼实施后，同时入标同一工程的次数增加，报价高度同步，是经济学上是典型的合谋信号，代表市场竞争不足，甚至已有协同定价的行为，亦揭示了疑似围标情况恶化的问题。

围标集团走入大厦法团
业主对大厦事务冷感令天价维修更易通过

数据上的异常只是冰山一角，现实是，围标集团的运作早已“专业化”，进化成滴水不漏的生态系统。过往黑帮或许只在场外恐吓，但现代围标集团早已渗透至场内。由物业管理公司、工程顾问到承建商，往往都由同一利益集团操控。

近年，围标集团更将“势力”转移至大厦法团，一方面勾结法团成员，另一方利用业主对大厦事务的冷感，大量收集“授权书”，确保围标集团属意的天价方案能被通过。

《竞争条例》定罪门槛极高　形同无牙老虎

对比围标集团的“进化”，政府并非无动于衷，市建局曾推出“招标妥”服务，试图透过电子平台引入独立顾问与更多承建商，以此打破垄断。不过，若市场价格早已被操控，“招标妥”的参考造价或再无参考意义，而且平台不参与顾问技术评标。

在执法层面，虽然《竞争条例》已生效，主要属民事性质，罚则往往只是罚款与取消董事资格，部份罚款更被纳入为中标价的“经营成本”当中。另一方面，条例对于参与者之间达成“协议”的举证标准，须达至“毫无合理疑点”，定罪门槛极高。

翠湖花园围标案　工程公司老板行贿入狱

2014年，翠湖花园2.6亿维修工程爆出围标案，工程公司老板承认，向多人提供贿款，换取顾问及翻新工程合约，判囚35个月。不过，其余涉案的业主立案法团主席、顾问公司等，律政司考虑后认为证据不足，廉署在2019年确认中止调查。

只要布局够精细，法律面对疑似围标亦未必有效。在极高的定罪门槛下，疑似围标个案往往因证据不足而无法立案，最终消失在公众视野。事隔六年，宏福苑火灾令疑点重重的大维修个案重新进入公众关注，亦再次敲响了警钟——在制度的夹缝中，小业主依然是待宰的羔羊。如何避免下一个“宏福苑”的出现，依然是社会及政府亟迫切解决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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