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入侵委内瑞拉、威胁打击伊朗后，特朗普（Donald Trump）的“对手”在近期换成了欧洲。

首先是成为焦点的格陵兰。基本上这是特朗普就职之初的几大“并吞”目标之一：收回巴拿马运河、让加拿大成为第五十一州、占领格陵兰。此后特朗普也确实针对三大领域持续进逼，包括施压巴拿马要求驱逐中国资本，以及与加拿大反复龃龉、持续至今，对格陵兰则是一度放话不惜出兵，一如针对委内瑞拉，甚至又祭出25%的关税大棒威胁。虽说特朗普已在1月21日“TACO”，称就格陵兰问题制定未来框架，不会实施原定2月1日生效的关税，美欧裂痕却已明显扩大。

再来是“和平理事会”（Board of Peace）。众所周知，特朗普本想趁达沃斯论坛的高光时刻，高调启动“和平理事会”，持续宣扬自己促成加沙和平的“丰功伟业”，甚至在联合国外另起炉灶。但从结果来看，虽说多数中东国家响应加入，欧洲各国、尤其是德法英等西欧大国，却是普遍拒绝与忽略。特朗普即便狂发贴文、抱怨泄愤，却还是难改欧洲对“和平理事会”的集体无视。

接著是特朗普对北约的质疑。1月22日受访时，特朗普直接质疑北约是否有意保护美国，并批评盟军在阿富汗战争远离前线。这种说法当然直接引爆欧洲不满，尤其是除美军外阵亡人数最多的英国，斯塔默（Keir Starmer，又译施凯尔或斯塔默）为此直斥特朗普，并要求后者道歉，只是特朗普依然故我。

而以上种种，其实都反映特朗普上任以来的“大西洋张力”，包括持续至今的俄乌停火僵局，同样是特朗普偏向俄罗斯、欧洲与乌克兰却成功绑定美国大西洋主义派的结果。

不过这种现象的深层，其实不只地缘因素，而是可以追溯到美国与欧洲的政治文化裂变：随著共和党被特朗普、民粹主义掳获，当前美国正在经历MAGA的内部涌动，并也不再坚守传统“自由国际秩序”的身分标签，因此能将各种帝国主义话语宣之于口又毫无顾忌，并且展现更浓的单边主义底色；与之相对的，则是欧洲政坛主流对于“自由国际秩序”的失落恐惧，以及面对内部右翼崛起、其实也就是各种“欧洲特朗普”的集体防范。

可以这么说，传统冷战的地缘与大国博弈层次，很大程度被当前的中美关系所演绎；但意识形态冲突，却不只是在中美俄之间对垒，也隐然在美欧的政治文化中撕扯，并且导致了前述一系列在10年前都无法想像的事件。

美国发生了什么？

显然，美欧之中是美国先发生了巨变，所以导致美欧彼此的立场错位：特朗普已开始狂飙，欧洲却还在某种旧日迷雾中漫游。

当然，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美国的变化并非特朗普一人就可推动，而是社会整体政治极化的结果。基本上从20世纪末开始，共和党的理性保守自由派就逐渐失声，取而代之的是极端保守主义与民族主义涌动，共和党也因此从中右政党逐渐走向右翼、甚至触及极右边缘；与此同时，民主党也出现政治正确与自由主义的“走火入魔”，并同样从原本的中左翼色彩斑驳异化，加剧了政治撕裂与文化战争的烈度。

而聚焦酝酿特朗普旋风的共和党土壤，基本上2007年到2012年的茶党运动（TEA party）就是预兆。表面来看，茶党运动是从下而上的草根运动，但实际上，这股脉动获得了共和党右派支持，并受到福克斯新闻（Fox News）等保守派媒体的大力煽动，背后甚至有特定美国富豪挹注。

虽说从意识形态来看，茶党的主张其实相当分散，却是整体站在了奥巴马（Barack Obama）民主党政府与自由主义的对立面，并用各种阴谋论叙事，将进步主义、自由主义、社会主义，直接连结到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可以这么说，茶党运动是反奥巴马、反建制派的右翼民粹呐喊，并且很大程度帮助共和党赢得了2010年的期中选举，同时促使共和党更加保守化、民粹化，加速了党内建制派的衰亡。

说得更直接，2010年后的众议院生态，已经开创美国政治极化的新时期，不仅民主党和共和党的中间派所剩无几，共和党的保守化和民粹化还更加明显，大于民主党的左转速度。2012年的奥巴马-罗姆尼（Mitt Romney）对决，其实就是美国总统大选熟悉模式的最后一战。

在这之后，共和党迎来特朗普崛起，过程就如当时特朗普的战略师班农（Steve Bannon）所说：2012年的大选教训是，列根式（Ronald Reagan）的保守主义已经不流行，30多年来保守派享尽雷根的遗产，却解决不了选民的实际问题，对选民失去了号召力，现在时兴的是民粹主义。而特朗普一路走来对茶党路线的发扬光大，以及最后在2016年6月的共和党初选出线，其实也就意味共和党已从“里根的党”变成“特朗普的党”，或者说从建制派政党变成“让美国再次伟大”党。

与此同时，民主党则陷入失语的苦战。基本上从2017年开始，左派和自由派持续推进进步主义思潮，包括反性骚扰的Me Too、废除移民局和海关执法队伍（Abolish ICE）、削减员警开支（Defund The Police）等运动，与此同时批判性种族理论（Critical Race Theory）、性别身份（Gender Identity）叙事也从大学向社会扩散。

但这些认同有色人种、同性恋社群和女性身份的“觉醒文化”（woke culture）似乎没有得到多数美国人认可，而是将民主党锁死在“只为少数群体争取权利”的洞穴内，距离原有的选民基础愈发遥远，特朗普也因此趁机将民主党政策打成“极左”，从而在文化战争、各次大选中不断取得阶段性胜利。

例如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特朗普就得到北方白人工人的支持；2020年大选，则是赢得拉丁裔与亚裔相当比例的选票；2024年则获得包括拉丁裔和黑人在内的年轻男性青睐，民主党的票仓已被逐步掏空。当然这背后也反映，许多选民都认为美国应该少关注海外问题，多集中精力解决国内弊病，再加上民主党控制通胀不力，民众获得感低，又看不到民主党减少贫富分化的经济政策成效，导致特朗普率领的共和党在2024年总统大选中获胜。

基本上，这段始于茶党运动、并被特朗普放大的政治极化，连动了“让美国再次伟大”思潮的茁壮，同时助推共和党的选举优势，民主党则很难抗拒这波政治异变潮。一来，美国的绝对两党制结构，决定了美国民主党只能单独与民粹化的共和党博弈，而没有其他建制派政党可以结盟；二来，当共和党从建制派政党转为反建制派政党，民粹主义也就“借壳上市”，能循既有的大党体制、互联网、影响和历史遗产反复加成，大大降低民粹政党赢得大选的难度；三来，政党妥协文化已随民主党和共和党不共戴天的对立消失殆尽。

而以上种种，既会导致特朗普的“MAGA式外交”缺乏党内、国内制衡，也将在潜移默化间，迫使民主党经历一定程度的民粹化，来求取下次大选的胜利。而其结果，就是各自从不同方向掏空美国对“自由国际秩序”的标榜，让曾经的“道德灯塔”、“文明大国”，沦为今日公然大谈帝国主义、并让盟友心惊胆战的丛林凶兽。

欧洲为什么不像美国？

当然，欧洲并不是没有类似美国的现象。

2009年欧债危机后，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同样在欧洲崛起。基本上从2016年开始，在欧洲各国选举中，投票给所谓“威权民粹政党”（authoritarian populist party）的选民已稳定超过选民总数的1/4。欧洲政党光谱的民粹色彩也在近年显著增加，几乎每个国家都有相当活跃的极右民粹政党。截至2025年初，与欧盟价值观立场相左，持反移民、反伊斯兰教和反性少数群体立场、强调国家主权的极右政党已经在意大利、匈牙利、斯洛伐克、荷兰和奥地利明显崛起，芬兰、克罗埃西亚和捷克的执政联盟中也有极右政党。

不过与美国相比，这股潮流在欧洲明显碰到了天花板，结果也并不是导致欧洲交偏离“自由国际秩序”轨道，而是迫使各国的极右政治明星“向中间靠”，放弃执行各种选前推出的激进政策。例如极右出身的意大利总理梅洛尼（Giorgia Meloni），就明显在执政后退回中右，对反对北约、停止援助乌克兰、疑欧主义都有所回撤，基本上已与欧盟主流所差无几。

从更宏观的视角来看，即便极右崛起是趋势，在德国、法国等欧盟27个成员国中的24国中，却还依旧是亲欧洲、持自由主义立场的主流政党执政，英国的工党也在2024年大选中击败保守党和极右翼的改革英国党（前身为“英国脱欧党”）；而2024年第十届欧洲议会选举过后，中右立场的欧洲人民党党团、中左立场的社民党党团和中间派——复兴欧洲党团仍在欧洲议会占据多数席位（加总404席，超过欧洲议会半数所需的360席）。以上种种，其实就构成欧洲继续信奉自由主义价值观，并且坚守“自由国际秩序”的内部政治基础。

当然，解释美欧差异的说法不一而足。从政治社会学的视角出发，“美国是宗教社会，欧洲是世俗社会”，而宗教与右派相连，世俗则同左派相关，启蒙和理性精神导致欧洲的保守主义不比美国，新左运动也因此在欧洲比美国更成功，也让欧洲右派更容易与左派妥协；政治经济学解释则是，在欧洲的社会福利制度下，医保和社保是已经解决的嵌入式自由主义问题，但在美国，医保仍然是共和党和民主党斗争的焦点之一。

整体来说，前述解释说明了，欧洲的自由主义、左翼思潮浸润程度，明显高于美国。不过从政党博弈的视角出发，则可以看到更清楚互动痕迹。

在坚持自由国际秩序价值观的主流政党，与主打保守民粹的反建制政党对峙格局中，前者之所以普遍胜出、甚至能够驯化后者，出自三个关键现象：第一，多党制留给建制派政党结盟空间；第二，中右政党没有明显极右化，或已经萎缩至失去力量；第三，建制派政党间相互妥协，也就是中左与中右共同阻止极右崛起。说得更直接，主流政党的制度惯性和组织优势，导致欧洲的极右崛起始终位居下风，无法真正颠覆政治格局与文化走向。

例如在2025年2月提前举行联邦议会选举的德国。当时中右立场的联盟党（基督教民主联盟与基督教社会联盟）得票率为28.6%，排名第一；极右的德国另类选择党（Alternative fuer Deutschland）得票率却比上次大选突出，来到20.8%，排名第二；中左的社会民主党（社民党，SPD）得票率则是16.4%，排名第三。

毫无疑问，另类选择党主打反欧元、反移民，并在特朗普、美国副总统万斯（JD Vance）与世界首富马斯克（Elon Musk）的全面支持下来势汹汹。可是从后续发展来看，这次历史性突破并没有让另类选择党登上权力宝座，因为德国主流政党依然坚持针对极右翼的“防火墙”制度，也就是中左与中右宁愿合作，也不愿纳粹夺权的历史重演。因此2025年4月，德国联盟党与社民党正式达成共识，重组默克尔（Angela Merkel）时期的“大联盟”，另类选择党最终无缘入阁。

法国也是如此。2017年总统大选第二轮投票中，马克龙（Emmanuel Macron）与勒庞（Marine Le Pen）的对决是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建立59年来，首次不由传统左右翼政党的候选人进行竞选。但最后马克龙获得传统中左、中右政党支持，以65%的绝对优势胜出。2022年的总统大选则是2017年的翻版，马克龙同样依靠类似德国“防火墙”惯例的“共同防线”，于第二轮选举再次击败勒庞。

到了2024年，由于极右的国民联盟（RN）在欧洲议会选举大胜，马克龙于是解散国民议会重新选举，彼时法国共和党的得票率仅有5.4%，共和党时任主席埃里克·西奥蒂（Eric Ciotti）甚至在选前带领部分党员出走，与国民联盟形成结盟。面对这种极右可能胜出的情境，马克龙于是促成中间派、左翼阵营和传统右翼紧急成立“共和阵线”（Front Republicain），共同来为最可能击败国民联盟的候选人助选，最终也成功扭转局势，封堵国民联盟胜出。

而两党政治明显的英国虽然相对接近美国，结果却同样没有偏离欧洲政治主流：作为中右主流政党的保守党，并没有出现类似共和党的民粹化迹象。此外，英国虽然没有德法主流政党联合阻击极右的“防火墙”和“共同防线”安排，但英国下院议员的单一选区制却对大党有利，例如改革党虽在2024年英国大选选票达到14.3%，却只拿到650个议席中的13个，结果依旧难撼两党格局。

可以这么说，欧洲国家还是普遍存在以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为基础的共识政治传统，即便近年出现不少“欧洲特朗普”，但在中右与中左，以及绿党和其他中间派形成“联合阵线”的情势下，极右政党其实缺乏制度惯性红利与组织资源保障，无法与传统主流政党全面对垒。再加上欧洲的中右政党并未走向极右，而是依旧与中左政党坚守建制派路线，这就与美国的政治发展格外不同。

基本上，美国共和党民粹化后，只面对民主党这个单一对手，不像欧洲极右其实遭遇主流政党的围堵和宪政约束。正因如此，特朗普带领的美国民粹主义更容易赢得政权，并将反建制理念上升为美国国家意志，进而退出和攻击“自由国际秩序”，并与仍由传统主流政党执政的欧洲发生扞格。

因此，从俄乌停火僵局、北约存续、格陵兰问题，再到“和平理事会”雷声大雨点小，美欧冲突其实并不只有地缘因素，还关乎意识形态与价值观的深层矛盾。如今双方博弈看来难言胜负：特朗普持续上演霸道总裁的单边主义，欧洲却也没有乖乖躺平毫不抵制，这股博弈将在未来持续牵引秩序脉动，成为当代西方难以消弭的巨大裂痕，并且引发各种混乱与失序。

而在这片迷雾下唯一可以确定的，或许就是“自由国际秩序”的持续塌陷，不论速度与型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