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美博弈、俄乌战争、中东战火等一连串变局下，“全球南方”（Global South）的角色持续浮现。不论是在中美之间避免选边、拒绝跟进西方的对俄制裁，又或是不愿配合美国打击伊朗，当前的“全球南方”既有反抗意志，更有避险实力，也正在形塑新一波全球秩序转型。

4月30日，萧逸夫（Yves Tiberghien）受邀至台湾大学社会科学院和硕讲堂演讲，讲题为“避险者们：全球南方如何形塑当前全球秩序的转变”（The Hedgers: How The Global South is Shaping the Current Global Order Transition），探讨全球秩序转型下，全球南方国家的避险原因、策略与影响。活动由台大社科院国际长、政治学系副教授郭铭杰主持。

萧逸夫现为台湾清华大学台北政经学院（TSE）院长暨特聘教授，政治大学亚太研究英语博士学程兼任讲座教授，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UBC，又译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卑诗大学）政治学系教授、亚洲研究所名誉所长、日本研究中心主任，并曾在东京大学、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GRIPS）、印尼雅加达公共政策学院担任访问学者。2017年11月，萧逸夫被法国总统马克龙（Emmanuel Macron）授予国家功勋骑士勋章（Chevalier de l’ordre national du mérite）。

围绕演讲，《香港01》推出系列报道六篇，本篇为第六篇，聚焦现场问答后半段。

提问四：您提到了马来西亚，我也来自马来西亚。我的问题是，马来西亚试图在中美之间避险，但马来西亚同时又是反以色列的国家。那么如果从这个案例出发，一些国家长期存在的既定立场，是否也会影响避险能力？

萧逸夫：是的，很有意思。我曾与马来西亚的政界、学界进行交流，其实马来西亚并非一直采取避险策略，可以说是一个“新避险者”。更早之前，马来西亚其实是与英美保持一致立场，直到过去的近20年，马来西亚才转向更全面的避险，只是偶尔也会有例外。

观察安瓦尔（Anwar Ibrahim）近几年的政策就可以发现，他最初是因加沙问题而试图疏远美国，并对美国进行了大量批评；另外作为东盟轮值主席国，他又与海湾合作委员会和中国进行接触，并与中国达成了一系列协议，包括允许更多进口，而这实际上损害了马来西亚华人社群的利益。因此，安瓦尔其实正在失去民主行动党（DAP）的支持。

贸易战开始后，安瓦尔只能更坚定转向美国，因为背后代价不容忽视。之前我待过槟城，槟城生产的电子产品有50%销往美国市场，这就是残酷的现实。与此同时，马来西亚又需要从中国大量进口商品，所以也无法真正摆脱对于中国的依赖。不过正因如此，当特朗普（Donald Trump）在2025年10月访问亚洲时，马来西亚、柬埔寨就同意签署一项越南、印尼都拒绝签署的协议，当中首次纳入针对中国的“毒丸条款”，也就是马柬两国必须遵守美国对于中国进口商品的制裁。当时印尼就对马来西亚的这种做法非常不满，越南也是。

之后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关税违法后，马来西亚贸易部长一度表示“协议失效，马来西亚将不受约束，因为关税已被取消。”但与此同时，华人出身的贸易部副部长却非常精明，表示因为马来西亚50%的出口产品销往美国，“所以我们不能太惹恼他们，因为他们可以随意打击我们。”

所以马来西亚的案例值得留意，他们始终有在尝试避险，却在近期与美国越走越近，而民众又因为以色列、伊朗战争的原因，对于这种现象强烈不满。所以，当一国政府面对复杂的国内政治、经济成本和强烈情绪时，情况就显而易见了：避险变得相当困难，某种程度上，政府是在搬石头砸自己的脚。

提问五：我对结论的观点感到好奇，想请您更多地分享一下，您如何看待年轻世代的力量？也就是在科技赋能的背景下，借由去中心化的方式运作，推动民主改革或国家变革，而且无论身处何地，都能彼此连结并且共同努力做出改变，尤其是在长期问题上。这些问题并非像气候变迁那样具有急迫性，您怎么看？

萧逸夫：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先说我的一个观察。我在加拿大的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教书25年了。我们一直都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外国学生。但在我教书的前10年到15年，他们大多试图融入加拿大文化和加拿大的世界观，而这种世界观占据主导地位，因此来自全球南方国家的外国学生，其实也会在某种程度上接受这种主流观点。这种融合非常北美化、美国化，某种程度上是以美国为中心，带有加拿大特色。

但在过去的10年里，我看到越来越多的学生来自非洲、印度、南亚、东南亚、拉丁美洲，他们非常优秀，教育水准很高，也和北美学生一样，完全是数位原住民，在社群媒体上联系得非常紧密。但他们现在也拥有更坚定的平权权利（affirmative right），他们会反击加拿大人，也会谴责西方的虚伪。

例如他们会问，你们对乌克兰问题的立场是什么？你们又为何没有在2003年反对美国出兵伊拉克？其实，加拿大当时是反对的，而且在伊拉克问题上，这场战争也是非法的，最终导致一百万人丧生。

同时，他们也对疫苗问题非常敏感，包括质疑西方为何没有公平分发疫苗，而是先自己接种了6个月到1年，才让全球南方国家在花了将近1年的时间后，获得疫苗并开始大规模接种。他们也关心气候变迁、原住民权利。他们大致同意加拿大人的观点，却同样强调：“世界不再是西方说了算，那是殖民时代，现在是后殖民时代。”

这就是主要分歧所在。即便加拿大人在西方已算相对友善和开放，却还是在面对这种声音时感到震惊，不确定该如何应对，因为自己过去一直处于主导地位，如今却在课堂上受到强烈挑战；美国人就更加一头雾水了，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是“天命所归”，要引领世界前进。

这就是我看到的情况。这些学生最关心的问题，首先是地位和被平等对待，也就是在塑造全球秩序的未来中，拥有充分的发言权，并且受到认可。而且他们完全不接受西方说教，反对西方利用民主来打压他们。实际上，民主也并非他们首先关注的问题。

如果你读过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等现实主义学者的著作，就会发现驱动人类行为的，终究还是身份认同、尊重和尊严，以及民族主义。这不是一场争取民主的斗争，所以民主往往是次要的。

当然在一些曾经遭受极端专制统治的国家，因为专制政府犯下了滔天罪行，所以日后确实出现一股强烈的反专制与争取民主的浪潮。但在许多其他国家，人们首先想到的并非民主与专制，而是曾经的殖民统治，因此他们首先争取的是反殖，接著是气候问题、良善的治理。他们也对全球公共财、全球治理，以及解决世界面临的全球性挑战、共同管制人工智慧（AI）感兴趣。

从这个意义来说，全球多数国家的年轻世代间，其实存在广泛共识。而如果我们能够迅速建立更具包容性的机构，就有可能避免战争；反之，如果我们不处理这种转型，不开放现有机构，不找到纳入这些声音的方法，就可能导致冲突。这也是我的希望。我以世界和平为志业。我努力是因为我看到了潜力，看到了理解，也看到了希望。我们不能固执己见，认为只有美国才是正确的，而世界其他国家没有发言权，这是行不通的。

从我个人的背景出发，我是法国出生的加拿大人。在当前加拿大，我们面临了主权威胁，这个威胁就是美国。加拿大人普遍对美国所谓的“第51州”、扼住加拿大咽喉的贸易战感到愤怒。特朗普直接放话：“我要摧毁你们的经济，证明你们作为一个国家已经没有生存能力，然后我会接管你们。”但这也正是卡尼（Mark Carney）当选的原因。

如果仔细观察，你会发现卡尼无处不在。因为当前加拿大必须实现贸易多元化，寻找新的合作伙伴，寻求影响力，卡尼甚至争取加入欧洲政治理事会，就像加拿大舆论也开始讨论加入欧盟。因为我们必须生存下去。这就是加拿大的现状，也是我脑海挥之不去的想法。

提问六：我的问题比较偏理论。在您看来，避险者的能动性（agency）根源是什么？是国内政治，例如国内制度或族群政治吗？例如，一些国家可能存在分裂政府（divided government），那么与没有分裂政府的国家相比，或许有分裂政府的国家在面对美国时，能够进行更有可信度（credibility）的避险；同理，有族群分歧（Ethnic cleavage）的国家，在面对中美操作避险时，也或许会比没有族群分歧的国家更确实。您提到的避险，强调了不同单一行为体间的博弈，但我可能更关注辨别避险者内部的政治运作。

萧逸夫：是的，你说得很有道理。所以最终，持续的避险策略相当不容易，这其实需要一定程度的统一性，也就是外交政策的稳定性，因为如果你总是朝令夕改，你就不是一个可信的避险者，也没有人会认真对待你的策略。

但策略性避险和不稳定的避险策略，其实都值得研究。不稳定的避险策略可能源自国内政治或族群政治的限制，导致该国很难进行持续且有效的策略性避险。

我们回顾促成避险的三个原因。首先，国际结构必须足够开放，多极化是必要的；第二，国家的国力，如果国家非常弱小，其实不太容易操作避险，反之，如果国家的经济正在成长，拥有金融、军事或供应链优势，其实也就等同拥有操作避险的资产与筹码；第三，国内的共识愿景，这是理念性的，也塑造了避险动机，当美国强征关税，许多国家会屈服，有些国家却不会，这背后就是因为理念因素，塑造了不对称动机。所以，当一个国家拥有不对称动机和领导力，就更有可能持续避险。

而在《避险者们：全球南方如何应对中美竞争》（The Hedgers: How The Global South Navigates the Sino-American Competition）中，我们列出了“8个最具影响力的避险者”，其中最弱的就是巴西，原因就是摇摆不定。对越南这样的非民主国家来说，其实需要一位有长远战略眼光的领导人，才能稳定维持避险状态；卡塔尔的情况也类似，他们的领导人非常聪明，而且极具长远眼光。

但巴西的情况相当不同，从卢拉（Luiz Inácio Lula da Silva）到博尔索纳罗（Jair Bolsonaro），政府政策摇摆不定，导致社会极度两极化。博尔索纳罗基本上放弃了地缘政治的避险策略，更倾向于与美国结盟，可是在地缘经济方面，他又无法彻底执行，因为巴西主要的出口产品大豆必须销往中国，同时巴西还必须从俄罗斯进口化肥。

因此即便博尔索纳罗希望倒向美国，他主要的支持基础却还是富有的庄园主（rich latifundios），后者需要通过对华出口来盈利。所以经济基础并不允许博尔索纳罗放弃避险，这就为巴西的避险操作提供了一定的稳定性。但在战略层面上，博尔索纳罗并不想这么做，只是他不得不屈服。因此政治上的稳定，或跨党派、两党合作能有助于稳定避险，你会发现韩国也是朝令夕改，正是因为他们缺乏这种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