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美博弈、俄乌战争、中东战火等一连串变局下，“全球南方”（Global South）的角色愈发抢眼。不论是在中美之间避免选边、拒绝跟进西方的对俄制裁，又或是不愿配合美国打击伊朗，当前的“全球南方”既有反抗意志，更有避险实力，也正在形塑新一波全球秩序转型。

4月30日，萧逸夫（Yves Tiberghien）受邀至台湾大学社会科学院和硕讲堂演讲，讲题为“避险者们：全球南方如何形塑当前全球秩序的转变”（The Hedgers: How The Global South is Shaping the Current Global Order Transition），探讨全球秩序转型下，全球南方国家的避险原因、策略与影响。活动由台大社科院国际长、政治学系副教授郭铭杰主持。

萧逸夫现为台湾清华大学台北政经学院（TSE）院长暨特聘教授，政治大学亚太研究英语博士学程兼任讲座教授，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UBC，又译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卑诗大学）政治学系教授、亚洲研究所名誉所长、日本研究中心主任，并曾在东京大学、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GRIPS）、印尼雅加达公共政策学院担任访问学者。2017年11月，萧逸夫被法国总统马克龙（Emmanuel Macron）授予国家功勋骑士勋章（Chevalier de l’ordre national du mérite）。

围绕演讲，《香港01》推出系列报道五篇，本篇为第三篇，聚焦当前的新全球体系组成，以及全球南方何以能够避险。

构成新全球体系的五组国家

萧逸夫接著介绍，在《避险者们：全球南方如何应对中美竞争》（The Hedgers: How The Global South Navigates the Sino-American Competition）中，自己与与扎基·莱迪（Zaki Laïdi）重新统整了当前的全球体系（global system），并把国家分成五组。

第一组是美国；第二组是美国的民主盟友们（USA Democratic Allies）；第三组是中国与俄罗斯；第四组是“全球南方中等强国”（Global South Middle Powers，GSMPs），包括书中聚焦的8个“最有影响力避险者”：印度、印尼、越南、南非、巴西、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第五组则是其他发展中国家。

“美国通常是将后两组共同归类为贫困国家”，但萧逸夫表示，“全球南方中等强国”的崛起是新现象，自己与扎基主要是把那些不与美国盟友存在严格联系，同时位列全球GDP前50名、又普遍拥有一定经济实力的国家归入这一组。其余剩下的115个国家，则归类为“其他发展中国家”。而“全球南方中等强国”是由33个国家组成，占世界人口的49%、全球GDP的18%、全球军事支出的16%。

而书中聚焦的8个“最有影响力避险者”，基本是在各指标上占据了“全球南方中等强国”的半壁江山，包括占世界人口的27%、全球GDP的9%、全球军事支出的8%，而且影响力正在快速成长。

“顺带一提，美国现在已经有自己的行事方式。”萧逸夫指出，美国目前已经与其他西方盟国脱钩，并且追求其他西方盟国不愿追求的目标，例如伊朗战争。但观察美国民主盟友们的相关数据，它们占全球GDP的34%、全球军事支出的27%。“光是GDP的占比，其实就已超越美国，对吧？”

萧逸夫表示，如果欧洲、日本、加拿大、韩国、澳大利亚以及其他“美国民主盟友们”，在去年4月美国加征关税后举行一次会议，透露“我们相当担心美国未来的债券市场”，其实就足以让美国债券市场崩溃，从而停止关税。

“这不意味这些国家没有权力，他们有权力，只是没有协调。”萧逸夫指出，这就是世界的实际权力结构，也就是在“美国民主盟友”阵营内部，他们从未彼此合作，而是更偏向与美国合作，形成一种“中心辐射型模式”（a hub and spoke model）。

避险是一种能力

萧逸夫接著聚焦探讨“全球南方中等强国”的避险行为，并且强调脱离现实主义（Realism）的观察视角。

“我们认为沃尔兹（Kenneth Waltz）、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等人，其实是将避险导向了错误方向。”萧逸夫表示，这些学者倾向将避险视作一种防御、一种保护措施，一种力求中立以避免被攫获的手段，但最终小国还是会被大国痛打。

“这听起来有些悲观，但因为我过去曾经从事金融业，所以就从金融领域借镜了新观点。”萧逸夫指出，在金融领域，正是避险塑造了市场，因为人们可以进行期权交易、期货交易，而一旦避险基金（hedge funds）通过卖空某种资产朝著同一方向移动，操作者其实就能左右市场，例如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就是受避险基金的同向操作而触发，2008年的金融危机也是如此。因此，避险者既能成就市场，也能摧毁市场。

“这就是我们在《避险者们》中提出的论点，也就是避险正对全球体系产生影响。”萧逸夫强调，避险背后的策略性，以及重复、多样化、持续、互补的各式行动，其实既能够调动所有主要大国，又无需与所有正式联盟达成一致。

萧逸夫也提到，策略性避险是积极主动的，可以包含一系列行动，但其中也有一些行动会相互抵消。而所谓“避险者们”，其实就是指涉能长期、跨领域展现持续策略性避险的国家，同时拥有足够的自主权。

“所以我们也设定了能力门槛。我们认为非常小型的国家，其实不具备成为避险者的能力，因为它们或许偶尔会避险，却无法持续这样操作。”因此所谓避险能力，其实就是通过持续的策略性避险，来长期实现国家和全球目标的能力。

促成避险的三大背景

萧逸夫接著反问，为何全球南方在当下具备这种能力，在60年代却做不到？换句话说，为何过去的万隆会议、不结盟运动，并没有产生持续性影响？例如印尼，最后其实就放弃了相关政策。

萧逸夫提出，有三个背景能解释当前的全球南方中等强国，为何会且有能力持续避险。

第一是国际结构。萧逸夫指出，60年代是两极的时代，而两极格局本身就是一种结构。但现在全球出现一种混合结构，也就是既有部分两极格局，也有部分多极格局。而这种不完美的两极格局，其实就为避险开辟了空间，因为没有多极格局，国家就很难操作持续且有效的避险。

第二是全球南方中等强国的崛起。萧逸夫表示，这些国家现在拥有更多资源、更强的国力与实力。例如海湾阿拉伯国家，就是既有经济实力也有庞大的财政资源；越南则在供应链，尤其是科技供应链中占据核心地位；印度是在安全安排中扮演关键角色，“美国绝不能让中印签署安全协议，因为这对西方来说将是一场灾难，所以印度总是能够操作避险，也就是只要作势靠近中国，美国就会来求印度。”

第三是理念。萧逸夫指出，美国很常会误解避险者们，认为物质、结构、国力就能解释一切，所以1960、1970年代轰炸越南时，美国就笃信北越会选择投降。可是结果并非如此，北越从未投降。“美国误解了整场越战，只把冲突想像成思想上的骨牌效应，也就是共产主义的传播，所以把整场战争当成了一个意识形态的故事，并认为人们通常不会为了意识形态而死。但实际上，这是一个民族主义的故事。”

萧逸夫强调，越南人打的是一场后殖民时代的战争。起初，越南人为赶走法国人而战，接著美国人来了，所以他们又持续和美国人作战。“这关乎你的身分认同。这关乎你是谁，关乎主权和自尊。而一旦谈到这个理念，人类的行动就无所不能，会为自身认同而永无止境地战斗。”

萧逸夫表示，在观察全球南方时，可以发现后殖民时代的根源，其实存在于所有避险行为中。换句话说，各国之所以避险，不只出于国际结构变化、国家本身崛起，也是为了确立身份，为了重获话语权。

萧逸夫强调，一直到1800年，世界其实都是多极、多文明的状态。只是因为后续发生工业革命，所以西方征服了世界，并且消灭了许多文明、或将它们视为次要文明。但现在，各方都开始复兴，而且带著复仇的决心回归。

“全球南方说，我们现在带著能力回来了。我们带著话语权回来了。我们拥有悠久的文明。我们有自己的故事。我们渴望拥有一席之地。”萧逸夫指出，所以美国不论是用轰炸或关税，其实都无法彻底掌控对全球南方，甚至根本行不通，因为这背后还有更深层的驱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