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美博弈、俄乌战争、中东战火等一连串变局下，“全球南方”（Global South）的角色愈发抢眼。不论是在中美之间避免选边、拒绝跟进西方的对俄制裁，又或是不愿配合美国打击伊朗，当前的“全球南方”既有反抗意志，更有避险实力，也正在形塑新一波全球秩序转型。

4月30日，萧逸夫（Yves Tiberghien）受邀至台湾大学社会科学院和硕讲堂演讲，讲题为“避险者们：全球南方如何形塑当前全球秩序的转变”（The Hedgers: How The Global South is Shaping the Current Global Order Transition），探讨全球秩序转型下，全球南方国家的避险原因、策略与影响。活动由台大社科院国际长、政治学系副教授郭铭杰主持。

萧逸夫现为台湾清华大学台北政经学院（TSE）院长暨特聘教授，政治大学亚太研究英语博士学程兼任讲座教授，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UBC，又译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卑诗大学）政治学系教授、亚洲研究所名誉所长、日本研究中心主任，并曾在东京大学、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GRIPS）、印尼雅加达公共政策学院担任访问学者。2017年11月，萧逸夫被法国总统马克龙（Emmanuel Macron）授予国家功勋骑士勋章（Chevalier de l’ordre national du mérite）。

围绕演讲，《香港01》推出系列报道六篇，本篇为第四篇，聚焦衡量避险能力的指标，以及特朗普（Donald Trump）会否终结避险。

避险背后的国家理念

萧逸夫说明，并非所有全球南方国家都具备避险能力。例如科威特，虽然能力与卡塔尔不相上下，却缺乏避险的魄力，也不具备卡塔尔所拥有的领导力（leadership），而领导力在凝聚理念方面至关重要。

以印度为例，多方结盟可以追溯到后殖民时代，对于自治的追求以及甘地主义（Gandhism）的出现；印尼的多方参与则可以追溯到“独立自由”（Bebas Aktif）的概念，而这其实源于1948年及独立以后的政治主导；越南的竹子外交（Bamboo Diplomacy），也与胡志明对于不结盟、以及“始终像竹子一样生存”的指示有关。

南非的多极化根植于种族隔离和去殖民化的过去；巴西“积极的不结盟政策”（Active Non-Alignment）则与认同的转变有关，也就是从亲美转向建立全球南方领导地位；而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这三个海湾国家，其实都是在后英国殖民时代寻求认同、地位以及建设新国家。“顺带一提，这三个国家彼此也存在竞争，但这同样会强化它们避险的动力和条件。”

越南成功牵制三大强权

萧逸夫接著介绍衡量避险能力的八项指标：对于中美的贸易曝险（Trade exposure to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全球生产总额占比（Global GDP）、金融资源（Financial resources）、全球价值链的经济整合度（Economic integration in global value chains）、军事能力（Military capabilities）、战略地理位置（Strategic location）、政治雄心（Political ambition）、国际建制存在感（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al presence）。

萧逸夫表示，光从GDP的维度来看，印度的避险能力正在上升，印尼也正在崛起，越南也是如此，几乎达到G20的水平。但越南的故事尤其引人入胜，萧逸夫引用一段越南外交官员的名言加以说明，“外交的原则并非等距（equidistant），而是微妙（subtle）。”

萧逸夫解释，这段话其实意指外交可以是模组化结构（modular structure），也就是在所有成立的当下，又持续发生变化。毕竟越南既要维持自主、进行抵抗，又必须同时与大国接触。“这就体现了阴阳的古老原则，灵活、微妙而坚定，同时又兼具谨慎和务实。”

萧逸夫指出，正因如此，越南其实成功牵制住了三大强权：中国与俄罗斯的博弈必须留有余地，以阻止越南与美国结盟；美国在与俄罗斯的博弈也必须留有余地，以阻止越南与中国结盟；中国同样要给越南留余地，是因为北京重视与维护越南共产党。“所以，越南其实反复进行各种复杂的阴阳博弈和力量平衡。”

特朗普会否终结避险

萧逸夫接著提起，进入“特朗普2.0”，许多分析都在探讨：避险是否还有可能？许多论点也都表示，特朗普可能终结避险，“但我不这么认为。”

萧逸夫指出，正是因为特朗普制造了混乱和不确定性，以及全球体系的整体风险，所以希望保持自主、不想成为魁儡的国家，反而更需要操作避险。“因此如果说特朗普2.0带来什么变化，那就是对避险的讨论出现了爆炸式增长，研究外交政策的学者会发现，当前一系列文章都在讨论避险策略。”

萧逸夫提到，甚至是海湾国家，也开始发现美军基地并不能保护自己，反而是让自己遭遇轰炸，因此现在各国也开始质疑这些美军基地的效用，并且考虑采取更多避险策略，例如开始与中国进行更多接触。“所以，不确定性和危机，其实为避险提供了更多动力。”

萧逸夫指出，自己一直在研究世界各国对于特朗普关税的反应，并把国家的反应分成五组：第一是绥靖（Appeasement），第二是合作、抵制与谈判（Cooperation, Resistance and Negotiation），第三是杠杆化的抵制（Leveraged Resistance），第四是代价沉重的抵制（Costly Resistance），第五是转移焦点与避险（Deflection and Hedge）。

萧逸夫表示，自己的研究结论是，如果观察各国的最终得失，获益最多的其实是杠杆化的抵制者，也就是中国、印度与巴西；以及避险者，也就是越南和多数东南亚国家，最终其实都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但绥靖者，尤其是欧盟，最终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而且仍然受到美国的攻击，无情的暴击，可以说是贸易战中的最大输家。”

萧逸夫强调，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全球南方中等强国（Global South Middle Powers，GSMPs）受到各方关注，加拿大总理也就此发表大量言论，因为他也看到了相关现象。

萧逸夫接著回顾《避险者们：全球南方如何应对中美竞争》（The Hedgers: How The Global South Navigates the Sino-American Competition），指出这本书的意义在于，书中论点与现实主义文献相反，因为人们已经看到避险者有能力对国际体系施加结构性影响，而且能利用国际秩序的多极性采取主动，可以拒绝结盟或专注于某些特定议题，并在塑造全球体系上发挥巨大影响。“而我们读到的大部分新闻和分析都以美国为中心，以至于我们忽略了这一点。”

Z世代的火苗正在蔓延

萧逸夫最后总结，人们正处于一个具有多极维度的混合秩序中，而非单极与两极格局。在这种背景下，全球南方中等强国已经获得更大的自主权，并且拒绝持续妥协。

“我还想补充一点，所有全球南方中等强国，其实都拥有高度互联的Z世代。”萧逸夫指出，在越南、印尼、印度、南非等等国家，年轻世代渴望重拾自身认同，也就是后殖民时代的认同，并且反抗来自中美的压力。“他们非常渴望在体制内拥有、开辟属于自己的一席之地，也相信全球秩序和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他们希望参与决策，而不是让外交官在秘密房间里进行协商。”

萧逸夫提到，社群媒体的存在，其实又助推了这种跨国参与的趋势。“Z世代的反应相当惊人，就像野火一样迅速蔓延。我们正处在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全球南方如今已经成为一股强大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