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美博弈、俄乌战争、中东战火等一连串变局下，“全球南方”（Global South）的角色愈发亮眼。不论是避免在中美之间选边、拒绝跟进西方的对俄制裁，又或是不愿意配合美国打击伊朗，当前的“全球南方”既有反抗意志，更有避险实力，也正在形塑新一波全球秩序转型。

4月30日，萧逸夫（Yves Tiberghien）受邀至台湾大学社会科学院和硕讲堂演讲，讲题为“避险者们：全球南方如何形塑当前全球秩序的转变”（The Hedgers: How The Global South is Shaping the Current Global Order Transition），探讨全球秩序转型下，全球南方国家的避险原因、策略与影响。活动由台大社科院国际长、政治学系副教授郭铭杰主持。

萧逸夫现为台湾清华大学台北政经学院（TSE）院长暨特聘教授，政治大学亚太研究英语博士学程兼任讲座教授，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UBC，又译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卑诗大学）政治学系教授、亚洲研究所名誉所长、日本研究中心主任，并曾在东京大学、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GRIPS）、印尼雅加达公共政策学院担任访问学者。2017年11月，萧逸夫被法国总统马克龙（Emmanuel Macron）授予国家功勋骑士勋章（Chevalier de l’ordre national du mérite）。

围绕演讲，《香港01》推出系列报道五篇，本篇为第二篇，聚焦全球南方的四种避险策略。

四种避险行为

而关于全球南方国家操作避险的类型，萧逸夫表示，《避险者们》主要将其分为两类：地缘政治（geopolitics）和地缘经济（geoeconomics），而这两类又共享了四种系统化行为：对涉及大国的危机保持中立、与所有大国积极互动、支持全球多边主义与整合、推动全球治理改革。

萧逸夫表示，如果把这套框架应用到地缘政治领域，在对涉及大国的危机保持中立的部分，其实就是全球南方在联合国关于乌克兰的决议中，集体投下了弃权票；而在与所有大国积极互动上，全球南方中等强国更是如此，既与中俄保持联系、也与西方保持接触，尽管西方对此并不满意；在支持多边主义上，这就反映在部分国际机构的行为上，包括国际刑事法院，其实都对联合国安理会的权力分配不均提出了强烈批评。

而这一切的最终结果，其实就是削弱美国对于安全与政治秩序的主导。萧逸夫指出，美国在过去几年里，面对权力更迭的时刻，并没有选择开放与分享，而是设法重新确立美国的主导地位。但这种作法如今面临阻力，也就是来自全球南方中等强国的阻力。

尤其是在地缘经济方面与所有大国积极互动上，全球南方中等强国正设法与美国、中国和俄罗斯达成贸易安排，可以说是扮演了“连接国”（connector countries）的角色。美国的努力正被这一集团持续削弱。

萧逸夫提到，《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在2025年出版了一期特刊〈全球化终将战胜特朗普〉（Globalisation will triumph over Donald Trump），探讨为何在特朗普第一任期时，全球化并没有崩溃。“其实全球化原本应该崩溃，因为特朗普反对全球化、希望与中国脱钩，而中美贸易又占全球经济的40%。因此如果脱钩是核心，那么整个体系就很难不受影响。”

萧逸夫指出，《金融时报》的文章认为，全球化之所以没有崩溃，关键原因就是“连接国”，例如连接中美的越南。“这些国家从中国进口更多产品，在国内加工，然后运往美国。因此，美国自己无法生产、却又不想再从中国购买的产品，其实都通过全球南方中等强国来运输。”文章也因此得出结论：是“连接国”拯救了全球化，正是因为有了它们，全球才能拥有稳定的供应链。

萧逸夫接着说明，针对第三种避险的系统化行为，也就是支持全球多边主义与整合，全球南方表现在积极支持二十国集团（G20）、多边经济对话、气候条约上。

而围绕第四种，也就是推动全球治理改革，全球南方国家主要聚焦全球经济秩序影响力、争取更多投票权，所以利用金砖国家集团（BRICS）作为游说团体。“尽管金砖国家集团有些特殊，因为成员中也包括俄罗斯和中国，而且各方成员的观点互有相同。但本质上，这还是一个游说团体。”

萧逸夫总结，全球南方国家的四种避险行为，会导致一个集体效果，那就是增强全球贸易体系、全球经济治理的韧性，这点至关重要。

双重避险的印度

萧逸夫指出，这就凸显了，全球格局并不如美国多数国际关系主流文献所述，呈现了“两极体系”（Bipolarity）的状态，“我们实际上是处在一种混合秩序（hybrid order）中。”

萧逸夫表示，当下流行两极格局、新冷战、中美霸权转移的研究，但在自己看来，如今避险者们因国际环境所采取的行动，与过去冷战时期有着根本的不同。因为这些国家现在拥有更大的空间、更高的GDP、更先进的技术、更雄厚的财力，也在供应链中占有更重要的地位，大国已不能用同样的方式摆布他们。“因此，这不是单纯两极格局，而是更接近多极格局，也就是我们所谓混合秩序，而且会持续下去。”

萧逸夫接着以2025年7月开始的美印摩擦为例。当时特朗普先对印度产品征收25%关税，又以印度购买俄罗斯石油为由，再对印度加征25%惩罚关税，导致叠加税率高达50%。可是在这之前，美国拉拢印度已有25年，不仅将印度拉入四方安全对话（QUAD），也促成美印军事合作、转移俄印军火贸易份额，美国更将印度视为准盟友。“美国以为印度还像六、七十年代一样，是个穷国。只要美国施压，就必须到华盛顿来求饶。可是这次踢到铁板。”

萧逸夫指出，当前印度已有雄厚的经济实力，也更有反抗底气，因此决定对美国释出讯号，也就是出席同年8月在中国天津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SCO）峰会，莫迪（Narendra Modi）本人亲自到场，与中国领导人开心会晤，同时向美国表明，印度也可以采取避险。“你打我们，我们就拥抱中国和俄罗斯，接下来你还能怎么办？”这就是在全球秩序动荡下，避险策略的真实体现。

萧逸夫同样提到，印度的避险其实也受后殖民主义思想驱动，“美国不能仅用关税惩罚印度，就预期印度会完全顺从。”如果不了解印度的后殖民认同动态，就无法理解印度的行为逻辑，这也是全球南方崛起的典型特征。

“顺带一提，莫迪在天津上合峰会的微笑，并不代表他喜欢中国，而是因为他感到自豪。”萧逸夫说明，首先，莫迪认为自己正在打脸特朗普；再来，莫迪认为自己游走于中俄之间，能让双方都感到不安，所以他其实是在进行双重对避险。

全球南方正在崛起

“所以我们将当前的全球秩序转型定义为一种罕见事件，因为真正的全球秩序转型很罕见，或许每100年到150年才发生一次。”萧逸夫指出，这是一个重要时刻、一个关键转折点，因为权力平衡的加速变化，以及既有强权与新兴强权的竞争加剧，现有的秩序结构正在瓦解。

“而这当中包括以牙还牙（tit-for-tat）的动态，甚至还有主要强权的自我耗损（self-inflicted）。”萧逸夫接着以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调查，以及新加坡每年发布的《东南亚态势报告》（The State of Southeast Asia Survey）为例，指出从前述机构的数据来看，美国国力在2026年出现几十年来的最大下降，因此可以说是一种自我耗损。

而这种国力流转，其实是一种长期且全球的现象。萧逸夫表示，在这段全球秩序转型的过程中，从2000年到2024年，大约有22%（21.5%）的全球GDP是从发达的工业民主国家、经合组织国家（OECD），流转到了新兴的全球南方国家与中国。换句话说，这22%是由中国加上全球南方国家所构成的。

萧逸夫再说明，经合组织国家的GDP全球占比其实是从81%降到了59.5，2026年可能只剩59%或58%；美国则相对保持稳定，从30%降到了26%；日本与欧盟就降得较多。而七国集团（G7）整体是从71%降到了44.6%。

萧逸夫强调这种变化意义重大。因为G7曾是治理世界经济的核心，也是追求发展的现实模板，现在已今非昔比，“但全球南方国家能够感受经济实力的流转，G7却并不完全了解，双方的心理状态并不对称，因为人们的思维存在滞后。”萧逸夫指出，人们总是倾向保留优越地位的记忆，因此G7不会承认数字，华盛顿也没人想看到这些数字。

“但全球南方非常有感，因此也对G7表示：你们不再是统治者了，你们必须和我们合作。这就是现在的氛围。”萧逸夫指出，正是在这种氛围下，中国的GDP份额从4%上升到了17%；印度从1.4%上升到3.5%，2026年将超过4%；东协的成长幅度则与印度相当。

萧逸夫表示，东南亚的发展总是令人着迷，这块土地正在快速崛起，“我刚在泰国、马来西亚、越南待了一段时间，可以这么说，那里的气氛非常乐观，各国都在崛起与成长。中产阶级的生活越来越好，年轻人充满机会，很多东南亚国家都给人这种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