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特朗普（Donald Trump）第二任期，中美关系始终在乍暖还寒中前行。

首先是2025年10月的釜山峰会，这是习近平与特朗普自2019年G20峰会以来，时隔六年的首次面对面交流，也是“特朗普2.0”关税战开打后，中美宣布休战一年的关键节点，双方更借此公布2026年的元首互访规划：特朗普预计在4月访华，并且邀请习近平择时访美。

但没想到2026年2月的伊朗战争打乱一切：美国与以色列的贸然进攻，不仅没有造成伊朗政权更迭，还导致德黑兰愤而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同时对海湾国家进行打击。结果，原定4月进行的特朗普访华，被迫推迟到了5月，伊朗议题也因此成为贸易战外的新焦点，诸如“台湾换伊朗”、对台军售成为谈判筹码等话题，则同样贯穿了特朗普的访华行。

在这之后，中国面向全球南方的外交持续进行。首先是8月底在吉尔吉斯的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标志了这一欧亚安全机制的25周年，也照见不断扩员下的各方身分转变，包括俄罗斯与中国的国力流转；再来是9月中于印度登场的金砖国家峰会，同样适逢这一机制成立20周年，中俄印的三方互动成为全场焦点，中国也将在2027年主办第19届峰会。

接著就是9月下旬登场的习近平访美。毫无疑问，由于伊朗战争仍未终结，“台湾换伊朗”、对台军售被交易因此再成话题，不过中美也同样围绕AI、关税战等领域进行对话，特朗普精心安排的高规格接待，则同样引发媒体讨论。

可以发现，从中美的结构性摩擦、几次“习特会”的元首互动、针对台湾与经贸领域的各式竞合，再到面向全球南方的多边布局，当代中国外交展演了多重旋律的“复调”结构。

而针对这种复杂现象，台湾十余位学者合著了《当代中国对外关系概论》加以探讨，并在2026年9月正式出版，是近二十年来台湾第一本针对当代中国对外关系的全面性专著。对此，《香港01》专访到编者之一的台湾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张登及，以其在书中提出的中国外交“三个理念型”：国际体系平衡者（systemic balancer）、国际秩序负责者（responsible stakeholder）、国际现状挑战者（status-quo challenger），解析围绕金砖、上合、“习特会”、关税战、AI、伊朗战争、台湾议题的中国外交脉络。

系列报道共六篇，本篇为第二篇，聚焦在金砖与全球南方崛起、美国抽离国际体系的背景下，地位上升的中国究竟是不是国际秩序的“挑战者”。

韬光养晦的“平衡者”

张登及指出，所谓“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说法，早在胡耀邦时代就已出现，也就是1982年的中共十二大。但这个概念最早并不是由中国提出，而是来自“不结盟运动”（Non-Aligned Movement），也就是1955年的万隆会议（Bandung Conference）。

“基本上这也是‘全球南方’概念的最早源起，只不过当时的说法是‘第三世界’，而非‘全球南方’，但这种发展中国家团结的概念，其实是从万隆会议开始，而且当时会上就已提出要改革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张登及补充，联合国大会在1974年的第六届特别会议上，同样通过了《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因此所谓“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说法，其实并非由中国首创，而是接收了发展中国家的长期呼吁。

不过张登及指出，1971年中共取得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后，并没有立刻呼应前述主张。关键在于，当时的中国正与美国共同制衡苏联，因而没有与第三世界过度交好，尤其是作为“不结盟运动”要角的东盟（ASEAN）国家，基本都与中国没有正式外交关系，“当时的东盟国家正在反共，对于中国与华人都抱有很强的敌意。一直要到90年代以后，中国恢复了跟印尼、新加坡的邦交，与东盟国家的关系才逐渐正常化。”

而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则是另一个关键节点。张登及表示，由于北京承诺人民币不贬值，正好能为货币迅速贬值的东盟国家解围，中国也由此确立了发展中国家的“负责任大国”身分。而也正是从90年代末起，中国开始主张改革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可是受限于经济体量，并没有获得太多重视。

张登及指出，这就还是回归“位置”问题。当中国的经济体量还在全球第九、第十时，其实没有足够的改革底气，而是顶多能与发展中国家相呼应，如同邓小平1974年提出的“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以及1990年的“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著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有所作为”。

张登及分析，邓小平所说的其实就是“平衡者”的概念，也就是强调“中国永远属于发展中国家”，但不会“带头挑事”，因为中国正在积极融入世界，所以“科学是第一生产力”、“发展才是硬道理”。而也正是在这种脉络下，“平衡者”与一定程度上的“负责者”身分，最有助于中国加入西方主导的全球秩序。

张登及表示，因此即便中国很早就有“挑战者”或改变国际秩序的理念，包括万隆会议，以及在60年代同时对抗美苏、自诩是世界革命的领导者，但在1971年美国乒乓外交后，中国其实就迅速向美国倾斜，革命外交的路线也随之消失。90年代虽然各方已经开始讨论文明冲突、中国威胁，但因当时中国经济体量只排到全球第八，所以这些说法并没有真正发酵，各方也不是非常在意，“其实关键还是因为苏联瓦解，西方要寻找第二个敌人，这才挑到了中国。”

“挑战者”的基因何以浮现

但张登及接著指出，在2000年之后，由于中国的经济体量排名持续上升，即便北京依然主张自己永远属于发展中国家，“位置”的变化却让曾经参加万隆会议、一度反美反苏的“挑战者”基因，从隐性逐渐转为显性。

其中，伴随“中国奇迹”引发热议，各方讨论也在原本的文明冲突、中国威胁之上，又叠加了一个新概念，那就是拉莫（Joshua Cooper Ramo）在2004年提出的“北京共识”（Beijing Consensus）。

张登及表示，原本90年代大行其道的，是代表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发展模式，但是自从美国干预中东、陷入泥淖后，“华盛顿共识”就逐渐受到发展中国家质疑，再加上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以及随后被美国次贷危机引爆的欧债危机，基本上各国都开始怀疑美国的负责意愿，以及解决危机的真实能力。

张登及指出，这就成为“北京共识”扩大背景。此外在这个概念诞生不久前，“金砖四国”（BRIC）的说法也正好出现，其中不论中国、俄罗斯、印度或巴西的发展模式，明显都不是循传统的新自由主义模式、“华盛顿共识”，尤其是四国当中发展最快、最有成效的中国。

张登及表示，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一度空泛的中国威胁、文明冲突叙事，开始伴随中国发展“化作现实”。过去当胡耀邦提出“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邓小平谈论“多极化”时，各方或许还只是当成普通口号，毕竟中国终究还是要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朱镕基的经济改革也是改革国企与工人下岗，“其实就是要用‘负责者’的身分，加入西方的游戏规则。”

张登及提到，例如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时，江泽民就强调中国要做‘负责任的大国’；等到小布什（George W. Bush，又译小布希）时代，副国务卿佐利克（Robert Zoellick）也称，中国是“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responsible stake-holder）。

但后续“北京共识”的叙事盛行，直接反映中国的身分变化。“身分的转变，不只在于你觉得你是谁，还包括别人怎么看”，张登及强调，当西方学者纷纷谈论“北京共识”，其实就已反映西方学者也开始认为，中国具备作为“挑战者”的实力基础。因为现实证明，中国的发展模式并非空话，而是能够付诸实践的有用路线，如果中国光是强调“四个自信”，外界或许还会认为这是在“呼口号”，但当中国真的走出一条路，中国威胁也就由此“化作现实”。

金砖会否强化中国的“挑战者”身分

而围绕金砖国家的崛起，张登及分析，金砖与上合有一本质差异：金砖跨越领土空间，不如上合创立时自带强烈的领土空间制衡意味，可是与后者的“平衡者”身分相比，金砖从一开始就是“挑战者”。

张登及指出，金砖是一群逐渐兴起、分散各地的发展中国家，认为彼此可能具有共同的发展模式、共同议程，所以尝试相互合作，习近平也因此提到，金砖集团是全球南方的第一方阵，“其实就是发展中国家们希望探索新发展模式，也认为在现行国际经济秩序中，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太低。”

张登及说明，金砖最一开始只有几个大国，巴西代表美洲、印度代表南亚、中国代表东亚，俄罗斯则代表自己，“毕竟俄罗斯从来就不能代表任何区域，既不代表亚洲、也不代表欧洲，最多只能够代表中亚”，接著又找了南非，组成了各州都有代表、并且尝试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松散组合，可以说是从成立之初就带有“挑战者”身分。

不过张登及认为，即便中国也是金砖一员，却至今不是国际秩序的纯然“挑战者”。例如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以及联合国与其各种附属组织等，中国都还持续投入经营，尤其针对维和部队，中国可以说是负担最多经费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按照过去规范，美国应该是最大出资方，可是如今美国长期欠费，中国就接过这个责任。”

张登及指出，如果中国是国际秩序的纯然“挑战者”，其实理应另外建立一套平行体制，以牵制美国所建立的联合国体系；问题是当前的美国身分已有不同，正从原本的“负责任的霸主”，转为“挑战性的负责者”，甚至是国际体系的“破坏性的挑战者”、“制衡性的挑战者”。关键在于，特朗普并不认可旧制度，反而想要另起炉灶，甚至认为旧制度在技术胁迫与经济胁迫面前，实在“食之无味弃之可惜”。

张登及表示，当美国有意从旧制度中抽离，中国反而出现了更强的维持倾向。关键在于，美国的淡出其实正让中国认为，自己身处旧制度的制度红利，不仅没有减少、还出现增加趋势，而且当中国在旧制度中担任“负责者”，也能因此获取更多行为的正当性。所以中国反复强调，各方必须尊重战后秩序、维持联合国的中心性。

张登及指出，这就体现了中美身分的微妙与吊诡，“虽然中国呼吁美国重视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但是美国越不支持联合国，中国就越会支持联合国。”不过张登及也提醒，中国同样是双边经营，包括在金砖、七七集团等非西方或反西方的多边组织中，中国扮演了重要角色；但面向联合国系统，中国也在继续扩大影响力，作为赋予自身正当性的利益来源。

“所以我认为中国其实是双轨制，也就是既是‘负责者’、也是‘挑战者’。”张登及分析，中国还能借此将挑战集团的意见，同步反映给安理会与联合国，其实就是巧妙运用了自己的特殊位置，以“挑战者”的身分获取在安理会担任“负责者”的正当性。

不过张登及也提到，这种操作建立在一个前提上：中国的“位置”在上升，美国则正在“退群”。张登及指出，如果美国还是拜登（Joe Biden）时期路线，中国的操作效果恐怕会被削弱；但因现在是特朗普主政，美国抽离联合国体系的倾向明显，所以中国待在这个舞台反而可以加分。只是如果联合国的效能日益低落的，那么中国待在这其中，加分作用恐怕也会日益减少。

“不过至少当前还是加分程度较大，所以中国仍会继续继续负责”，张登及比喻，这也就像“游击战十六字诀”所说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