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特朗普（Donald Trump）第二任期，中美关系始终在乍暖还寒中前行。

首先是2025年10月的釜山峰会，这是习近平与特朗普自2019年G20峰会以来，时隔六年的首次面对面交流，也是“特朗普2.0”关税战开打后，中美宣布休战一年的关键节点，双方更借此公布2026年的元首互访规划：特朗普预计在4月访华，并且邀请习近平择时访美。

但没想到2026年2月的伊朗战争打乱一切：美国与以色列的贸然进攻，不仅没有造成伊朗政权更迭，还导致德黑兰愤而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同时对海湾国家进行打击。结果，原定4月进行的特朗普访华，被迫推迟到了5月，伊朗议题也因此成为贸易战外的新焦点，诸如“台湾换伊朗”、对台军售成为谈判筹码等话题，则同样贯穿了特朗普的访华行。

在这之后，中国面向全球南方的外交持续进行。首先是8月底在吉尔吉斯的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标志了这一欧亚安全机制的25周年，也照见不断扩员下的各方身分转变，包括俄罗斯与中国的国力流转；再来是9月中于印度登场的金砖国家峰会，同样适逢这一机制成立20周年，中俄印的三方互动成为全场焦点，中国也将在2027年主办第19届峰会。

接著就是9月下旬登场的习近平访美。毫无疑问，由于伊朗战争仍未终结，“台湾换伊朗”、对台军售被交易因此再成话题，不过中美也同样围绕AI、关税战等领域进行对话，特朗普精心安排的高规格接待，则同样引发媒体讨论。

可以发现，从中美的结构性摩擦、几次“习特会”的元首互动、针对台湾与经贸领域的各式竞合，再到面向全球南方的多边布局，当代中国外交展演了多重旋律的“复调”结构。

而针对这种复杂现象，台湾十余位学者合著了《当代中国对外关系概论》加以探讨，并在2026年9月正式出版，是近二十年来台湾第一本针对当代中国对外关系的全面性专著。对此，《香港01》专访到编者之一的台湾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张登及，以其在书中提出的中国外交“三个理念型”：国际体系平衡者（systemic balancer）、国际秩序负责者（responsible stakeholder）、国际现状挑战者（status-quo challenger），解析围绕金砖、上合、“习特会”、关税战、AI、伊朗战争、台湾议题的中国外交脉络。

系列报道共六篇，本篇为第三篇，聚焦上合组织在中美俄博弈下的复杂角色。

阻止美国渗入欧亚的“平衡者”

张登及指出，上合从2001年成立之初就是“平衡者”，背景就是中俄希望在中亚制衡美国。

张登及指出，一开始中国、俄罗斯、哈萨克、吉尔吉斯、塔吉克在1996年成立“上海五国会晤机制”时，更多是要处理边界争议、领土纷争，以及应对恐怖主义共同行动、反击“三股邪恶势力”。之后由于美国发起阿富汗战争攻打塔利班，又以伊拉克战争推翻侯赛因（Saddam Hussein）政权，等于是在欧亚大陆展现了攻势姿态，中俄因此对于北约可能进入中亚、自身腹地感到忧虑，所以才有2001年上合组织的正式成立，目的就是要对美国攻势展开平衡、进行防御。

张登及介绍，之后上合组织逐渐扩员，包括2004年蒙古成为观察员，2005年伊朗、巴基斯坦、印度获接纳为观察员，白俄罗斯则争取加入；2015年启动接纳巴基斯坦、印度加入上合组织的程序，同时给予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尼泊尔、柬埔寨上合组织对话伙伴地位，并赋予白俄罗斯观察员地位；2016年，印度和巴基斯坦签署《加入上海合作组织义务的备忘录》；2017年，印巴两国完成入会的正式手续，成为上合组织首次的扩员。

下一波正式扩员则在几年后到来。2021年，上合启动接收伊朗为成员的程序，吸收沙特、埃及、卡塔尔为新对话伙伴；2022年，启动接收白俄罗斯为成员的程序，吸收巴林、马尔地夫、科威特、阿联酋、缅甸为新对话伙伴，伊朗签署《加入上海合作组织义务的备忘录》；2023年，伊朗正式成为上合组织成员国；2024年，白俄罗斯成为上合组织成员；2025年，9月1日，参与天津峰会的各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天津宣言》，并同意接收老挝为对话伙伴。

张登及指出，在扩员的过程中，中国的位置也有所上升。“原本，中国算是守势的‘制衡者’，但在中国位置有所调升后，就逐渐成为上合当中的经济领域‘负责者’，因为中国有能力提供经济上的公共财，包括基础建设、本币交换或一些其他商品，而不再只是纯然的制衡者。”

不过张登及也强调，上合整体还是以制衡为导向、避免美西方力量染指欧亚大陆的组织，只不过中国在近年逐渐出现了“负责任制衡者”的特征。

中国无意完全取代俄罗斯

而针对近年俄罗斯陷于乌克兰战场、中国在中亚的影响力也同步上升，是否可能导致中国成为对俄“挑战者”的相关讨论，张登及认为，从俄罗斯的角度来看，或许会有这种感觉。

“但这其实还是建构的概念，也就是从中国的角度来说，这可能是无意为之，但从俄罗斯的角度来讲，却可能有这种认知。”张登及指出，这背后关键还是在于，过去俄罗斯是中亚公共财的提供者，现在却没有实力尽数提供，“以哈萨克为例，从纳扎尔巴耶夫（Nursultan Nazarbayev）交棒到托卡耶夫（Kassym-Jomart Tokayev）这段权力转移与继承的过程，俄罗斯其实出现了干涉迹象，但现在俄罗斯对哈萨克的影响力已经不如过往。”

张登及分析，在过去的中亚，俄罗斯既是秩序的维护者，也是公共财的提供者，更是某些时候的各国内政干涉者；相较之下，中国更强调经济场域的合作，安全领域的角色则比较不明显。可是即便如此，俄罗斯也可能认为中国的存在构成竞争，“莫斯科未必会认为中国是‘挑战者’，但北京与中亚国家的现实合作，确实可能制衡与削弱俄罗斯的影响力。因此中国在中亚的制衡对象，表面看起来是制衡美西方，却也可能会在隐性层面制衡俄罗斯。”

张登及指出，俄罗斯当然希望对冲中国影响力，但问题在于，当前俄罗斯究竟还有多少优先性与本钱，能在中亚进行对冲？甚至是在高加索地区，作为俄罗斯亲密盟友、前苏联空间的亚美尼亚，现在也逐渐靠向西方，毕竟俄罗斯无法帮助亚美尼亚对抗阿塞拜疆。因此当前俄罗斯确实因为位置的部分松动和下降，感受到某些区域的情势开始对自己不利，却始终无法重建原有角色。

“但从中国的角度来看，中方也无意在中亚完全取代俄罗斯。”张登及说明，中国至多是进行隐性制衡，却不会因此变成当地的新主宰者，又或者是说，中国不打算全方位接手俄罗斯丢下来的重担，成为当地的“全天候负责者”、“新天可汗”。

张登及表示，用明太祖朱元璋的话来说，中亚地区对中国而言就是“不争之国”，或许当地出现事件、外部势力介入时，中国不会毫无动作，可是论及中国是否会接管俄罗斯在安全领域的所有角色，又会否成为类似华沙公约的新集体安全组织领袖，并在每个国家出现动乱时进行介入，中国应该没有类似意愿，况且俄罗斯在中亚还有集体安全条约组织这一机制。

张登及指出，因此2023年在中国西安举行、发表《西安宣言》、确立定期元首会晤机制的的中国—中亚峰会，其实背景未必是中国有意瓜分俄罗斯影响力，而是更可能因为中亚与美国的“C5+1”机制已经愈发紧密。

张登及说明，“C5+1”机制最早于2015年建立，起初只有外长层级，聚焦区域安全、反恐、边境管控、经贸及能源连结。但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后，美国显然有意在中亚“更进一步”，因此2023年时任美国总统拜登（Joe Biden）就将该机制提升为元首级峰会，随后也进一步深化了关键矿物供应链与经贸合作。

张登及指出，中亚五国的做法就是典型的“避险”（Hedge）策略，并也促成中美先后将元首级峰会制度化，希望稳定与各国的政经互动，“毕竟从中亚五国的位置与身分出发，这也是各方的必然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