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特朗普（Donald Trump）第二任期，中美关系始终在乍暖还寒中前行。

首先是2025年10月的釜山峰会，这是习近平与特朗普自2019年G20峰会以来，时隔六年的首次面对面交流，也是“特朗普2.0”关税战开打后，中美宣布休战一年的关键节点，双方更借此公布2026年的元首互访规划：特朗普预计在4月访华，并且邀请习近平择时访美。

但没想到2026年2月的伊朗战争打乱一切：美国与以色列的贸然进攻，不仅没有造成伊朗政权更迭，还导致德黑兰愤而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同时对海湾国家进行打击。结果，原定4月进行的特朗普访华，被迫推迟到了5月，伊朗议题也因此成为贸易战外的新焦点，诸如“台湾换伊朗”、对台军售成为谈判筹码等话题，则同样贯穿了特朗普的访华行。

在这之后，中国面向全球南方的外交持续进行。首先是8月底在吉尔吉斯的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标志了这一欧亚安全机制的25周年，也照见不断扩员下的各方身分转变，包括俄罗斯与中国的国力流转；再来是9月中于印度登场的金砖国家峰会，同样适逢这一机制成立20周年，中俄印的三方互动成为全场焦点，中国也将在2027年主办第19届峰会。

接著就是9月下旬登场的习近平访美。毫无疑问，由于伊朗战争仍未终结，“台湾换伊朗”、对台军售被交易因此再成话题，不过中美也同样围绕AI、关税战等领域进行对话，特朗普精心安排的高规格接待，则同样引发媒体讨论。

可以发现，从中美的结构性摩擦、几次“习特会”的元首互动、针对台湾与经贸领域的各式竞合，再到面向全球南方的多边布局，当代中国外交展演了多重旋律的“复调”结构。

而针对这种复杂现象，台湾十余位学者合著了《当代中国对外关系概论》加以探讨，并在2026年9月正式出版，是近二十年来台湾第一本针对当代中国对外关系的全面性专著。对此，《香港01》专访到编者之一的台湾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张登及，以其在书中提出的中国外交“三个理念型”：国际体系平衡者（systemic balancer）、国际秩序负责者（responsible stakeholder）、国际现状挑战者（status-quo challenger），解析围绕金砖、上合、“习特会”、关税战、AI、伊朗战争、台湾议题的中国外交脉络。

系列报道共六篇，本篇为第四篇，聚焦两次“习特会”下的重点议题，包括对台军售以及AI领域。

特朗普怎么看中国

张登及指出，在特朗普眼中，世界上根本没有“负责者”，别的国家如果不是“平衡者”就是“挑战者”。原因在于，特朗普自己就是一个“破坏性的平衡者”、“破坏性的挑战者”，因此不会觉得国家存在“负责”行为，“反之，他觉得别国都是不负责任地对美国进行剥削，所以美国在任何场域都是受害者。”

张登及强调，“负责者”这个理念型的理论基础与根源，就是认为现状值得捍卫，而且现状可以带来相对利益，因此遵守现状、积极投资现状、在现状中注入公共财，能有助自身国家利益。换句话说，这种理念型的基础带有自由制度主义色彩，也就是维持现状能降低交易成本，且对自己有利。

“但特朗普从来就认为，多边组织其实对美国不利，因为各国都利用这种机制剥削美国。”张登及指出，对特朗普来说，甚至欧盟也不是“负责者”，而是利用各种制度不断敲诈美国，正如《美墨加自由贸易协定》（United States-Mexico-Canada Agreement，USMCA）在特朗普眼中，也是一种“笨蛋民主党总统签署，导致美国被敲诈的不负责机制”。基本上民主党总统在特朗普看来，既不是“平衡者”，也不是“负责者”，更不是“挑战者”，而是“愚蠢者”。

张登及接著说明，中国在特朗普的眼中，其实是“制衡性的挑战者”，因此他并不会关注中国对于某些规则与机制是否“负责”，反而是会“推己及人”，也就是认为但凡美国想要的，中国一定也想要。例如对“制衡者”来说至关重要的地理空间。张登及分析，特朗普认为中国所谓“太平洋够大”的说法，意味著中国希望突破第一岛链，接著前进到第二岛链。

而特朗普之所以会有这种思维，主要是出于“唐罗主义”（Donroe Doctrine）的想法，也就是认为加拿大、格陵兰、墨西哥应该都要加入美国成为一州，针对拉美就更加明显。例如近期的巴西总统大选，特朗普就明显干涉其中，并且非常希望与自己关系良好的前总统博尔索纳罗（Jair Bolsonaro）之子胜选，甚至巴不得整个拉美都插上美国旗帜。

张登及指出，其实这也来自地产商的空间概念，因此特朗普才会“推己及人”，认为中国一定也是如此。于是，所谓“太平洋够大”的说法，到了特朗普耳中就成了“中国必然希望获得第二岛链以西”，否则何须不断强调“太平洋够大”？显然，特朗普认为所有大国都在“玩大富翁”，也就是多盖房子、占地为王、收取财货，“关键当然还是因为特朗普就是如此”。

对台军售真的成为筹码？

接著，张登及解析特朗普何以将“对台军售”当成谈判筹码。

张登及表示，对制衡者来说，什么东西都可以用来谈判。“但事实上，特朗普开的价，中国未必出得了。”张登及指出，有时候特朗普的公开发言，看似对台湾造成很大的伤害，也对美国的自由制度主义者、理想主义者、保守主义者造成巨大冲击，但实际上特朗普很可能根本不会付诸实现。

张登及强调，特朗普所谓“可交易”的选项，往往都会让对方“出不起价”，也就是要价非常高。因此重点其实不在“能不能换”，而在“何时换”、“拿什么换”，甚至多数时候是在故意“吊人胃口”，也就是如果对方暂时“出不起价”，特朗普反而会诱使对方“先用别的付”，并且设法增强主导权。

例如延后对台军售，特朗普想的就是自己要能换到“立即可见的好处”，否则就会开始“不按牌理出牌”，例如原本没有对台交货消息的战机，忽然就迅速交货了2架，再来就视情况发展，可能越交越多；接著，就是开始打“台湾选举牌”，例如突然释出赖清德之子在美国被跟监的消息。以上种种其实都可以视作美国的讨价还价、施加压力。

“至于是否可能弄巧成拙？很难说。”张登及表示，中国也可能因此认为，特朗普本质就是言而无信，毕竟北京已经多次强调，“台湾问题就是红线中的红线”。不过在特朗普眼中，万事皆可谈，特朗普或许真的认为自己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是好朋友，但这不等于中美之间存在友情。9月在美国的“习特会”之所以典礼盛大，主要是特朗普为了还习近平一个人情，因为前一次在北京，中国同样举行了盛大典礼，但“盛大归盛大、出价归出价、万事皆可谈”。

张登及也指出，美国民主党的理想主义者，或许是对于特朗普过度担忧了。“因为特朗普的出价还有另一个特点，就是价格常常改变，今天答应明天又改，承诺时的说法与工作小组开始谈后不同，破局后还让另一方哑巴吃黄莲。”

AI领域没有负责者

而针对非红供应链、AI竞争等中美博弈场域，中国似乎更加展现“平衡者”、“挑战者”姿态，张登及表示：国家角色本来就会随著领域差异，而展现不同的游戏规则与逻辑，包括在经贸领域、在高精尖工业领域、在安全与外交领域，国家行为都带有不同的底层逻辑。

例如围绕AI与芯片的竞争，其实关乎国家未来5年到10年，位置会否进一步提升，还是可能持续下降，“因此现在这个领域中，其实不存在负责者”。张登及指出，虽然各方都在谈论AI的危险，包括教宗其实已经释出圣谕，许多企业CEO也公开呼吁“慢下来”，特朗普更是召集行业的领袖们开会，“但这其实也就像各种委员会，实际上不会有什么用，就只是演一出负责的戏给世人看。”

张登及比喻，其实各方私底下都已经不是鸭子划水，“而是鸭子的脚，根本就已经在船的上面、不在水的下面，基本上就是无底线的前进，没有任何一方会想要自控，而是争分夺秒抢占优势。”

张登及说明，目前美国还是在芯片领域保有领先优势，但领先中国的代差，其实只有不到一年的时间。用马拉松来比喻，也就是中美两位跑者的差距始终只有200公尺，过程当中也许会因速度快慢，而出现距离的增减，但只要领先跑者跌倒，就有可能在30秒内迅速被超过。

“因此中美双方其实就是无节制的竞争，在AI这个领域中，没有任何国家是‘负责者’，所有国家都是‘制衡者’，甚至可能成为行业规则的‘挑战者’，因为这是一个没有制度可言的新高地新领域。”张登及也举例，类似现象也出现在外太空的武器化、南极的武器化，以及各种缺乏关键大国参与的军控条约，“如果大国不愿意承担、提供公共财，那么就很难有‘负责者’的角色出现，AI领域也因此呈现无政府状态，各国都是制衡性的挑战者。”

张登及也补充，中美双方的政情差异，同样导致双方很难在AI领域达成共识。

“中国还是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上次在北京的习特会，特朗普带了CEO访问团来，但9月在美国的中美元首会晤，原本有传言中方也可能会有CEO团随行，但最后证实并没有相关安排。

张登及指出，从中方的角度出发，其实也不希望中国的CEO与西方有太多私人关系。原因在于，即便作为资产阶级、资本家的CEO们，现在基于“三个代表”中有助于先进生产力等论述，也可以是共产党员，“但CEO的阶级成分终究还是属于资本家，而资本家其实是无国界的，这就会构成风险。”因此在与马斯克（Elon Musk）等美国资本家接触时，中间就必须要有“党管一切”作为屏障。

张登及表示，对特朗普来说，他本身就是资本家，卸任以后就是从总统再回到资本家；但在中国的政情下，一个党员、一个党籍的政治人物，一辈子就是党员，党员是“第一性”，也就是第一身份，而不会转变成资本家。高阶党员退休后，就是“中管干部”，但资本家就算成为党员，也不可能转换成政治干部，即便荣毅仁位至国家副主席，属性上也还是资本家。

张登及强调，中国始终会保持“以党为屏障”的缓冲区，不会让中美的资本家 形成共同体。因此即便中国跟美国谈AI，也不会放任双方资本家、工业家、科学家“专就技术问题，谈技术问题。”关键在于，双方资本家是在不同的政经脉络下成形，西方资本家的势力，是建立在宪政自由主义的游戏规则和市场经济基础上，但中国土地目前还是全民所有与国有制为主，国家的介入与管制是常态，资本家也是必须是“爱国资本家”，不能出现“资本无国界”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