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特朗普（Donald Trump）第二任期，中美关系始终在乍暖还寒中前行。

首先是2025年10月的釜山峰会，这是习近平与特朗普自2019年G20峰会以来，时隔六年的首次面对面交流，也是“特朗普2.0”关税战开打后，中美宣布休战一年的关键节点，双方更借此公布2026年的元首互访规划：特朗普预计在4月访华，并且邀请习近平择时访美。

但没想到2026年2月的伊朗战争打乱一切：美国与以色列的贸然进攻，不仅没有造成伊朗政权更迭，还导致德黑兰愤而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同时对海湾国家进行打击。结果，原定4月进行的特朗普访华，被迫推迟到了5月，伊朗议题也因此成为贸易战外的新焦点，诸如“台湾换伊朗”、对台军售成为谈判筹码等话题，则同样贯穿了特朗普的访华行。

在这之后，中国面向全球南方的外交持续进行。首先是8月底在吉尔吉斯的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标志了这一欧亚安全机制的25周年，也照见不断扩员下的各方身分转变，包括俄罗斯与中国的国力流转；再来是9月中于印度登场的金砖国家峰会，同样适逢这一机制成立20周年，中俄印的三方互动成为全场焦点，中国也将在2027年主办第19届峰会。

接著就是9月下旬登场的习近平访美。毫无疑问，由于伊朗战争仍未终结，“台湾换伊朗”、对台军售被交易因此再成话题，不过中美也同样围绕AI、关税战等领域进行对话，特朗普精心安排的高规格接待，则同样引发媒体讨论。

可以发现，从中美的结构性摩擦、几次“习特会”的元首互动、针对台湾与经贸领域的各式竞合，再到面向全球南方的多边布局，当代中国外交展演了多重旋律的“复调”结构。

而针对这种复杂现象，台湾十余位学者合著了《当代中国对外关系概论》加以探讨，并在2026年9月正式出版，是近二十年来台湾第一本针对当代中国对外关系的全面性专著。对此，《香港01》专访到编者之一的台湾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张登及，以其在书中提出的中国外交“三个理念型”：国际体系平衡者（systemic balancer）、国际秩序负责者（responsible stakeholder）、国际现状挑战者（status-quo challenger），解析围绕金砖、上合、“习特会”、关税战、AI、伊朗战争、台湾议题的中国外交脉络。

系列报道共六篇，本篇为第五篇，聚焦中国外交未来会更接近平衡者、负责者或挑战者，以及当前伊朗战争对于中美关系的可能影响。

中国能否维持“位置”

张登及指出，中国未来的外交角色，还是取决于“位置”变化。尤其当前大国竞争已不只限于国土空间，包括南北两极极地、外太空、虚拟空间、新能源、超级智慧等新高地或新空间，前述种种都会影响未来的“位置”升降。

张登及表示，过去的国力指标就是GDP、枪炮、工业生产、人均所得，但如今的新形态竞争，其实也会反过来影响旧指标。例如过去或许更强调工业资本、金融资本，但如今这两个指标都会受技术资本、平台资本影响。因此中国也必须要在当前竞争过程中，不断调整自身步伐与应对。

张登及表示，当前中国还是“党领导一切”，虽说中共目前相对不强调“工人阶级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无产阶级专政”，但对于“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体制”，依然是不忘初心，可谓江山不能变色、旗帜不能动摇。只是当前确实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局势风高浪急、变化迅速，中国也因此要不断面对一个问题：如何维持自身“位置”？换个方式来说，其实就是如何避免“位置”往下掉。

张登及指出，前几年，中国的经济规模原本已经到了美国的70%以上，也就是7比10，但是近期又跌落到了6.2比10，原因就是人民币贬值。不过美国对于这种现象，反而指控是中国刻意操纵汇率，而这又会连动到西方与中国的长期议题：出超。“现在因为中美关税战的原因，中国对美出超或许有降低，但欧洲国家还是相当不满，所以才有近期的各种对华贸易调查。”

张登及分析，其实从西方国家的视角出发，中国最“不负责”的一件事，就是产能过剩，也就是“不负责”地增加自身产能、“不负责”地补贴自己，等到自己“过度生产”后，再把中国的“卷”外销到全世界，导致世界各处市场都“卷到不行”，“卷”到各国都只剩资本家与最有钱的人，中产阶级、铁锈带（Rust Belt）、圣经带（Bible Belt）则持续下滑，接著不得不引进外来移工或难民，于是又会衍生社会与治安问题。以上种种都是西方长期认为中国“不负责”的重要原因。

但张登及也指出，这种思维主要还是集中在少数发达国家；当前发展中国家与中国即便因为产能过剩，而出现了某种竞争关系，却还是存在很多合作和对接的机会。

“但归根到底，关键还是中国如何因应这个竞争的新时代，竞争的模式也是百年未有之大，虽说科学技术还是第一生产力，但科学技术的内涵已经发生了剧烈变化。”张登及指出，当前中国已在某些领域与美国出现“黄金交叉”，例如新能源运用，因为美国长期不重视这一板块，但在某些领域还是有所落后，某些领域则是代差半年，某些领域可能还差得很远。“在这种复杂竞争的背景下，中国如何继续保持‘第二的位置’，就至关重要。”

如果极化氛围弥漫

张登及进一步分析，如果中国能够维持现有“位置”，就有能力在未来继续做“负责任的挑战者”；反之，如果与美国的距离被拉大，中国外交就可能发生变化。

张登及说明，距离拉大的背景可能不只中美博弈，也可能是因为中国的内部问题。例如，如果中国因为过度内卷、房市不振、通货紧缩，导致人口老化、下岗问题同时爆发，造成一些社会上的不稳定，可能就很难从既有的现状秩序中获益，又或是获取边际收益的能力可能开始下降。

张登及反问，如果进入这种情境，中国是否还愿意继续做投资“一带一路”、 投资全球南方的“负责者”？又或是会因资源变少，而逐渐回归成“消极的平衡者”，又或者是转为“革命式的挑战者”？

张登及补充，这个问题的答案也取决于世界各地的脉动，包括当前方兴未艾的“去全球化”趋势，以及经济民族主义、资源民族主义崛起，其实都带动了各国新右派势力的上升。此外人口老化问题也不只出现在中国，而是遍及美国等发达国家；正如东南亚或是其他发展中国家，也一样有难民或排外的现象，可以说是各有各的危机。

张登及指出，当中国不愿意再支付公共财，就有可能从“负责者”重回韬光养晦的“平衡者”，不会倾向扩张，这或许就如西方所愿。但如果各国都出现了激烈的左右对立、全球也弥漫极化氛围，或许就不能完全排除中国也会因为发生衰退，而逐渐走向社会极化。

不过张登及表示，中国当前仍是“党管一切”，而党其实会为极化社会踩刹车。关键在于，中共一定不乐见社会极化，因为只要极化就容易出现王洪文等四人帮，以及薄熙来等投机分子，“唱红打黑，搞一些平均主义、大民主等形左实右的危险路线。”

张登及指出，中共还是希望国家维持正常的发展路径，在稳定中求发展，而不是走极化和民粹主义。但如果这个机制无法维持，再加上世界各地也有类似现象，或许就很难排除将来中国与其他地方，可能会出现相互呼应的民粹情绪，毕竟中国当前虽还没有，其他地方却已经涌现。

张登及进一步推演，如果未来中国陷入与西方的激烈对抗，又没有能力继续投资联合国、“一带一路”、上合组织与金砖，就有可能变成资源较少、但类似文革式的国家，也就是散发革命理想、号召各国共同反对现状秩序。

“届时或许更夸张的是，美国也不愿意投资现状秩序，那么世界秩序就会从G2变为G Zero，也就是部分美国报告所谓的‘漂流世界’（Drifting World），没有大国愿意为了国际秩序负责，各国又都是分裂社会。”张登及补充，如果这时AI又已经相当发达，却缺乏大国之间的协调式管理，情况恐怕就会走向失控。

伊拉克战争机遇是“世纪巧合”

而针对伊朗战争能否促成中美关系和缓，正如过去伊拉克战争爆发后，美国也一度修好对华关系，伊拉克战争因此被称为中国的“战略机遇”，张登及给出了否定答案。

“两场战争的背景并不相同。”张登及指出，伊拉克战争时美国之所以缓和中美博弈，关键在于中国的特殊角色，那就是东亚还同时出现了朝核危机，而北京正好是促成六方会谈的重要枢纽，让美国不必中东、东亚蜡烛两头烧，也不用两线作战，所以美国选择缓和中美对峙。

张登及说明，原本小布什（George W. Bush，又译小布希）对中国抱有一定敌意，甚至把中国定义为“战略竞争者”，却很快又回到了克林顿（Bill Clinton）时代的论述，也就是不强调中美竞争。“这背后主要是还是时任副国务卿佐利克（Robert Zoellick）的推动，也就是针对中国提出了‘利益攸关的负责者’这一说法，改变了美国的对华定位。”

但为佐利克之所以能够说服原本抗中的小布什，关键还是伊拉克战争与朝核危机的“世纪巧合”。张登及说明，原本小布什政府有不少对华鹰派，包括担任国防部长的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Rumsfeld）、副总统切尼（Dick Cheney），可是小布什明显更想处理伊拉克，因为伊拉克问题涉及布什家族的颜面，毕竟当年老布什（George H. W. Bush）介入时，并没有成功颠覆侯赛因（Saddam Hussein）政权，所以小布什一定程度上是要“为父雪耻”，因此万事莫如伊拉克。

“为此还让国务卿鲍威尔（Colin Powell）在安理会拿出不明粉末，宣称这是来自伊拉克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同时也将英国的贝理雅（Tony Blair）拖下水，最后导致贝理雅灰头土脸、狼狈下台。”张登及表示，当年小布什政府为了发动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可说是用了九牛二虎之力。

而也正是在同一时期，朝核危机再度爆发。张登及指出，当时金正日已不只进行核试，更作势要对韩国发动进攻，这就为中国提供了特殊机遇，能以自己与朝鲜的特殊关系，为美国缓冲半岛局势。六方会谈不只是中国第一个创立的多边论坛，更是以中国为主场的多边论坛，而且涉及了区域安全的具体事项，包括核子武器。“虽说朝鲜最终还是退出了，但这个机制确实为半岛和缓争取了一定时间。”

张登及表示，正因中国在伊拉克战争期间，成功以六方会谈发挥了“负责者”的角色，美国也因此软化对华立场，双方更对台海局势形成一定默契，后续陈水扁的许多激进做法，就因此没有受到美国支持。

可是当前伊朗战争的时空背景不同，张登及说明，除了目前并没有发生朝核危机外，一来中国的“位置”已经显著拉升，不似伊拉克战争爆发时，还在第五、第六名徘徊；二来，美国国内朝野，不论是民主党或共和党，乃至“深层政府”（Deep state），其实都已形成共识，认为中国威胁已不可同日而语。正因如此，伊朗战争对于缓和中美对峙的效果相当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