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特朗普（Donald Trump）第二任期，中美关系始终在乍暖还寒中前行。

首先是2025年10月的釜山峰会，这是习近平与特朗普自2019年G20峰会以来，时隔六年的首次面对面交流，也是“特朗普2.0”关税战开打后，中美宣布休战一年的关键节点，双方更借此公布2026年的元首互访规划：特朗普预计在4月访华，并且邀请习近平择时访美。

但没想到2026年2月的伊朗战争打乱一切：美国与以色列的贸然进攻，不仅没有造成伊朗政权更迭，还导致德黑兰愤而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同时对海湾国家进行打击。结果，原定4月进行的特朗普访华，被迫推迟到了5月，伊朗议题也因此成为贸易战外的新焦点，诸如“台湾换伊朗”、对台军售成为谈判筹码等话题，则同样贯穿了特朗普的访华行。

在这之后，中国面向全球南方的外交持续进行。首先是8月底在吉尔吉斯的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标志了这一欧亚安全机制的25周年，也照见不断扩员下的各方身分转变，包括俄罗斯与中国的国力流转；再来是9月中于印度登场的金砖国家峰会，同样适逢这一机制的20周年，中俄印的三方互动成为全场焦点，中国也将在2027年主办第19届峰会。

接著就是9月下旬登场的习近平访美。毫无疑问，由于伊朗战争仍未终结，“台湾换伊朗”、对台军售被交易因此再成话题，不过中美也同样围绕AI、关税战领域进行对话，特朗普精心安排的高规格接待，则同样引发媒体讨论。

可以发现，从中美的结构性摩擦、几次“习特会”的元首互动、针对台湾与经贸领域的各式竞合，再到面向全球南方的多边布局，当代中国外交展演了多重旋律的“复调”结构，各自声部彼此独立却也相互和声，并且随著不同场合与情境多样奏鸣。

而针对这种复杂现象，台湾十余位学者合著了《当代中国对外关系概论》加以探讨，并在2026年9月正式出版，是近二十年来台湾第一本针对当代中国对外关系的全面性专著。对此，《香港01》专访到编者之一的台湾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张登及，以其在书中首次提出的中国外交“三个理念型”：国际体系平衡者（balancer）、国际秩序负责者（responsible stakeholder）、国际现状挑战者（revisionist），解析围绕金砖、上合、“习特会”、关税战、AI、伊朗战争、台湾议题的中国外交脉络。

系列报道共五篇，本篇为第一篇，聚焦中国外交的“三个理念型”。

“三个理念型”并不完全来自中国

张登及首先解释中国外交的“三个理念型”缘起。

“其实并不只有中国外交，学界针对各国的外交政策研究本身都很丰富。”张登及举例，光是社会科学就有诸多理论，例如众所周知的现实主义理论，当中还有攻势派、守势派等分支；再来是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当中强调了观念、制度、贸易；接著就是建构主义，聚焦在观念与身份问题。

张登及进一步提到，如果跳出当代框架，也有许多理论围绕二战以前的国家外交政策进行阐述，例如德国与日本发动世界大战的成因，以及更早的19世纪国际政治变化，包括梅特涅（Klemens von Metternich）体系、拿破仑（Napoleon Bonaparte）的帝国事业。

张登及接著说明，所谓中国外交的“三个理念型”虽然聚焦中国，却也有运用到其他国家的潜力，所以也就能够成为一般性理论，适用到所有案例。关键在于，理念型的概念其实并不纯粹来自中国外交，也不直接来自国际关系的既有理论，而是出自社会学理论，也就是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在20世纪初提出的“三种政治支配”，这就正好可以对接国际关系理论的主流概念。

韦伯的三种政治支配

张登及说明，韦伯的三种政治支配“理念型”(ideal type)，其实就是政治支配的正当性来源，分别有传统型（traditional authority）、理性法制型（rational-legal authority）、魅力型（charismatic authority）。而“理念型”一词虽然还有型别、理想型别、理想型等其他译名，英文原文却都是“ideal type”。

张登及接著指出，韦伯之所以强调三种“理念型”，为的是反驳一个假设：政治的支配，可以完全建立在物质的、暴力的基础之上。“如果支配本身，纯然是物理力量的暴力支配，那么人类其实与动物世界没有什么不同，也就是完全服膺于物竞天择、大欺小强欺弱的原则。”

但张登及强调，人其实生活在社会之中，用社会学的话来说，就是“人类是具有意识、具备主观能动性，能够赋予事物具体意义的一种存有。”因此，这就导致了人与其他物种的最大不同：两者虽然都有生命，但人类能够创造语言与意义系统，人类的行为与行动能够赋予意义。

张登及指出，因此政治支配不是纯然建筑在我强你弱、敌众我寡的暴力胁迫之上。“用政治学的话来说，权力就是‘企图使对方做他原本可能不愿意做的事’，但韦伯的说法则是要强调：权力的背后其实具有正当性。”

首先就是魅力型。张登及说明，顾名思义是指政治支配来自一位相当有魅力的人物，他似乎天纵英明，可以解决各方感到棘手且困惑的问题，不论是偏向民主性格的甘地（Mahatma Gandhi），又或是带有极权性格的希特拉（Adolf Hitler，又译希特勒），基本上都属于这类。

再来是传统型。张登及指出，这种理念型的支配正当性来源，就是基于传统的神圣规范，例如君权神授、宗族统治。“为什么A可以去要求B，因为A是宗长族长，正如古代的天子，也是因为君权神授，所以能够进行支配。”

第三就是理性法制型。张登及说明，这种支配正当性来自各方共识，例如宪法赋予的相关权力。而这种支配类型意味著，支配方未必具有魅力、也不是君权神授，却能靠著社会契约遂行支配。“基本上，这种正当性也赋予议会通过法律的权力，进而能够形成金字塔式的官僚体系支配 。”

与国际关系的对应

张登及接著聚焦国际关系领域：韦伯的政治支配，其实也可以投射为国与国之间的支配，并且刚好能够对应到三种理论。

其中，“平衡者”与传统型相对接近，对应的是现实主义，包括结构现实主义；“负责者”则来自理性法制型，对应的是自由制度主义；“挑战者”则来自魅力型，对应建构主义，毕竟挑战本身往往来自理念驱动。

张登及补充，“挑战者”其实也可以对应建构主义的前身，那就是80年代的新马克思主义与批判理论，“虽说因为苏联瓦解，导致整个批判理论的阵地缩小，最终转型成温特（Alexander Wendt）等人提出的建构主义，后者却还是强调观念的作用，只是整体从阶级批判的马克思主义，转向了观念决定利益与行为的建构主义。”

不过张登及进一步说明，前述三种支配所对应的三种国际关系理论，以及由此产生的三种国家外交理念型：负责者、平衡者、挑战者，其实并非相互排他。关键在于，一个国家其实可能在不同场合、不同条件限制规范下，展示出不同的理念型逻辑。

例如，当一个国家身处北约同盟中，可能会有多边主义的“负责者”面貌；但当这个国家面向第三世界、到了可以自由发挥的时候，却也可能出现“平衡者”、“挑战者”的行为，因为场域已经发生变化。同理，一个国家也可能在A领导的前20年担任“负责者”，却在B领导的后20年出于实力增长与衰弱， 摇身一变为“平衡者”或“挑战者”。

张登及指出，这背后关键在于，三种国家外交的理想型，其实会受国家本身的物质条件限制，也就是综合国力与地理空间。例如，两个物质力量相近的国家，地理位置在纽西兰、霍尔木兹海峡，就会有相当不同的外交行为。如果在纽西兰的位置，就大约不需要做什么“挑战者”；在伊朗的那个位置，就有比纽西兰更高的可能性，要选择“挑战者”的政策。

张登及补充，不同理念型也可能相互混合，例如国家有可能是“挑战式的负责者”或“负责式的挑战者”。以伊朗为例，在霍梅尼、拉夫桑加尼、哈梅内伊等不同总统、最高领袖主政下，伊朗的外交行为也可能因为国内政治而有些许微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