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隔多年，Jessie仍记得被性侵当刻身体僵硬。她事后花了一段长时间理解这是“性暴力”，两年后报案，希望对方得到制裁。可是她没想过，僵硬创伤反应变成辩方律师的“武器”。

“为何不咬、不打、不踢对方？”、“案发时（被告）插入多少次？持续多少分钟？”辩方律师深入盘问，惟Jessie称部份细节难以清晰记忆。基于疑点利益归于被告，最终法官认为她供词缺乏细节，由于没反抗，被告有可能“真诚但错误相信”当时人同意性行为，裁定非礼罪不成立。

今年4月，她以性暴力幸存者身份在性罪行改革论坛剖白经历，影片引起广泛关注。她说事后收到许多人来讯分享被性侵经历，“有我本身认识的人、同学、朋友、有陌生人、记者、有男有女，数量远远超出我想像。”

约2个月后，讨论20年的性罪行改革咨询文件出炉，建议为“同意”制定法律定义，并列出11项不构成同意性行为情况，包括“受害人没有口述或透过动作给予同意”。惟Jessie发现仍有灰色地带，被告可用“误信同意”为抗辩理由。她遂与其他性暴力幸存者组成“We Are X”，倡议增设限制，并参考加拿大做法，如出现11个情况的其中一个即无法以“误信同意”作抗辩。

《幸存者的声音》：性罪行改革系列之一

事后找不到合适词汇形容经历　两年后始报案

Jessie案件涉及手指插入性器官，在事发两年后才报案，因事发后一直未能理解这段经历，“我本身对两性之间的词汇没有太多认知，唯一认知可能是强奸，但他插入的不是阴茎，我清晰知道不是强奸，但我已经没有词汇形容当时发生甚么事。”

她向风雨兰求助但不敢报案，因听闻其他幸存者分享经历，担心报案过程煎熬、处理欠人性化，担心“自己未必挨得住”。

直至一次在寓所楼下与被告再度碰面，不安情绪再次涌现。于是她向当时大学教授倾诉，不料对方闻听后激动拍台，怒斥“报警对这些人已有很大教训”，单是要求对方到警署录口供已有阻吓效果。

“可能我对告得入没有信心，既不知道自己的案件涉甚么罪行，又觉得我已成年、经历这件事，警方会不会相信我？如果警方和律师都未必相信，就好像不值得做。但是听到教授这样说，又觉得不如试下”。

她担心再有下一名受害者，于是鼓起勇气报案。“我觉得他（被告）经过很长时间观察，觉得我是一个不会反抗、不会发声的人，所以才对我做了这些事。我很想他今次计错数，亦想他觉得下次也有机会计错数，而不再去做这些事”。

两年后，被告被落案起诉非礼罪。她如今回想，那是最有成功感、最接近“赢了一刻”。

庭上被质疑何不反抗　协会称身体僵硬为创伤正常反应

Jessie不熟法律同时兼顾上班，未有很多时间准备。至上庭当刻，一切也是意料之外，一是原来受害人仅以证人身份被传召出庭，法律上并没有“受害人”的角色；控方律师在过程中也不能跟她说话。“原来上到庭没有人告诉你规矩是甚么，好像大家都应该要知道。”虽然颇有压力，但她提醒自己保持情绪稳定。

盘问持续两日。她忆述控方律师问她一条问题，著她交代案情后，便由辩方律师开始盘问：“案发时（被告）插入多少次？用多少只手指？哪一只手？持续多少分钟？停了多少次？停了多少分钟？”她当时只答到大概多少分钟或不记得。

辩方继续问，“当日是不是穿著短裤？”、“为什么会动不了？”、“为何不咬、不打、不踢对方？”

她不曾预计作为受害人要解释在极度恐慌下身体僵硬的理论，“我以为我纯粹陈述事实，发生甚么事⋯⋯（这部份）其实由专家讲会比较合适？”她又尝试引用论文解释，但被辩方指她并非专家。

关注妇女性暴力协会倡议主任叶卓怡说，很多海外研究指出，身体僵硬（freeze）是创伤的正常反应，部份受害人被性侵时，认为最安全的状态是不作反抗。协会早前亦引述研究指，逾70%性侵幸存者于侵犯期间无法动弹。

法庭判被告罪脱　幸存者被指证供不可信一度自责

最终，法庭认为Jessie证供不可信，因事主供词缺乏细节，“如果亲身经历必可描述得到”，由于被告有可能“真诚但错误相信”当时人同意性行为，裁定非礼罪不成立。

她在裁决当日没有旁听，担心影响司法程序，在朋友转述下知道裁决结果，只觉得“告不入也没办法”，因过程中只有她一人述说，被告在录口供时有权缄默、亦有权不出庭作供。

她一度自觉“好废”，自责作供“不好”，令被告罪脱。直至往后一段时间才渐渐释怀：“如果我问在座每一位，你们最近一次发生性行为，插入多少次、每次多少分钟、停顿多少次？我相信没有一个正常人能回答。”

叹法例落后于其他司法管辖区　手指插入性器官仅被视作非礼

事发后，Jessie一直在风雨兰辅导，不时参与小组共学活动，知悉很多地区已修订性罪法例，并将以手指插入性器官的行为视为最严重的性侵犯罪行，“只是因为我身处的地区未修例，所以当时仅涉非礼罪。”

基于疑点利益归被告，控方举证需达到毫无合理疑点。Jessie称，后来发现即使被告未有作供，辩方只需带出被告误会当事人同意性行为的可能性，而她亦无法在法庭上再反驳，为何不觉得被告有误会，“原来真诚但错误相信是个万能key”。

香港仍沿用70年前英格兰的性罪行法例。她感叹，“我未经历这件事之前，都没想过原来香港的法律可以这么落后”。

她透过小组活动认识其他性暴力幸存者，有感法例每天都影响很多人，“如果大家都遇上同一样情况，会否是制度未做到应该要做的事？”得知政府拟修订性罪行法例，她决定推动改革。

幸存者组成倡议小组“充权”

她与一众幸存者于今年初举办展览，她首次公开谈及报案及上庭的经历，盼公众知道幸存者在司法程序面对的困难。由于观众反应良好，她再于今年4月代表幸存者倡议小组出席民间性罪行改革论坛。初时担心未能呈现其他幸存者的想法，她用了不少时间组织，再次剖白创伤。

“我是好多个X的其中一个，X是大家在新闻报道中见到，性侵犯受害者的代号，我经历过性侵犯。”她说当日花了很大力气说出这番话，惟社会反应不大、可谓“寂静无声”，她一度失落，认为行动未能起作用。一个月后，风雨兰将该段发言剪辑成精华影片，上载至社交平台，引起大批网民留言及转载。

“那一刻有点复杂，一方面觉得好彩有人看到，我做的事终于有用；但另一方面觉得有点震惊，感觉好像很轰动”。她又说，事后收到许多人来讯分享被性侵经历，“有我本身认识的人、同学、朋友、有陌生人、记者、有男有女，数量远远超出我想像。”

启发自法国性侵案事主：暂时我还能做到就尝试做

她表示，愿意露面是启发自法国性侵案事主Gisèle Pelicot。她的丈夫多次对她下药、性侵，更在网上邀请陌生男人一起性侵。审讯期间Gisèle使用真名和不需要屏风，曾言“把羞耻感还给加害者”。翻查资料，最终涉案52名被告全部性侵罪名成立，其丈夫被判刑20年。

Jessie说，自法改会成立性罪行检讨小组委员会，改革已讨论20年，“如果这时候有真人现身说法，可以引起更多人关注，我觉得这时刻、暂时我还能做到就尝试做。”

质疑咨询文件存灰色地带　未为“误信同意”设限

今年6月底，长达105页的性罪行改革咨询文件出炉。当局建议为“同意”制定法律定义，并列出11项不构成同意性行为的情况，包括“受害人没有口述或透过动作给予同意”、“受害人受酒精或药物影响”等状况。

惟Jessie质疑条文仍存有灰色地带，并引述咨询文件指，当被告辩称“真诚但错误相信”当事人同意性行为，法官或陪审团裁定被告的“误信”是否合理时，必须在“考虑所有有关情况”。她质疑“合理”一词未有明确定义，担心日后法官或陪审团对于“误信”是否合理，仍有很大诠释空间。

她建议参考加拿大的修订法案，列明只要出现不构成同意的11个情况的其中一项，被告即无法以“误信同意”作为合理辩解。

称社会充斥“性同意”迷思　无清晰定义恐成漏洞

她特别指出，现时社会仍充斥不少“性同意”迷思，例如“上得酒店就预咗”等说法，并称“当如此落后、错误的观念出现在陪审团、甚至在法官身上，如果我们没有一个清晰定义，就仍有一个大的漏洞。”

关注妇女性暴力协会在早前记者会亦指出，咨询文件提及，法庭会考虑被告有否“采取步骤”确定受害人是否同意，而作出裁定，但文件无清晰定义须采取甚么“步骤”。协会倡议，参考澳大利亚新南威尔斯于2021至2022年修订法案，订明所采取的步骤必须合理，以及须在发生性行为前的合理时间内作出。

邓炳强：会进一步研究

保安局局长邓炳强上周五（31日）见记者时称，留意到有意见建议检示被告利用误信同意脱罪的情况，当局会进一步研究。政府在咨询期完结后会分析意见，今年内把修订建议提交立法会，务求本届政府任期内完成立法工作。

政府为期一个月的公众咨询快将在8月5日完结，Jessie促请公众把握机会提交意见书，“每一个人的声音都很重要，我们都知道社会有不同声音，如果你认为是对的说法，应该要用自己的声音告诉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