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习特会推进期间，伊朗议题同样交织其中。

9月23日习近平启程访美当日，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Masoud Pezeshkian）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誓言德黑兰永远不会“屈膝”，并指责美国暗杀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Ayatollah Ali Khamenei）是恐怖主义行为。

演讲期间，佩泽希齐扬更是高举哈梅内伊照片，坚称伊朗从未发动战争，并回应特朗普（Donald Trump）“考虑消灭伊朗”的声称，“特朗普必须知道，面对制裁、加大施压和欺凌，伊朗人民的抵抗只会更加强烈。我们永远不会低头，也不会屈膝”。

与此同时，伴随“台湾换伊朗”的猜测在美国媒体风行，伊朗议题也成为习特会的话题之一：会谈期间，习近平特别谈到了中东局势，表示中方一直认为各国的主权和安全都要得到尊重，始终在为缓局降温发挥建设作用，鼓励各方坚持和平选择，保持谈判势头。

习近平尤其强调，中方支持美伊两国回归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希望双方尽早重回对话谈判解决问题的轨道，最终达成包括核问题在内的全面协议，尽早实现和平。

而也就在同日，彭博社、路透社都报道，在卡塔尔官员来回斡旋下，美伊代表正围绕“分阶段开放海峡”的7日停火路线图，全力推动谈判取得突破。根据报道揭露资讯，这项分阶段协议类似于美伊6月中旬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德黑兰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Strait of Hormuz），而华盛顿将解除对于伊朗港口的封锁。

显然，伊朗战争经历数月僵持，如今仍是威吓与谈判的反复交织，并也因此成为习特会期间的延伸话题。只是特朗普虽然希望中国协助结束伊朗战争，却无法回避导致冲突延宕的关键背景：美伊双方对于停火条件互有坚持，况且美国跨过红线的战争行动，已经直接推升伊朗内部的强硬派声量，这就导致战争难有顺畅的下场台阶。

伊朗始终不是铁板一块

这就会连动佩泽希齐扬的大会演讲。整体来看，演讲内容不仅反映总统本人的费心平衡，也在伊朗内部产生了“各取所需”的政治效果。

演讲结束后第一时间，不论议长卡利巴夫（Mohammad Baqer Qalibaf）、司法部长古拉姆·侯赛因·穆赫塞尼·埃杰伊（Gholam-Hossein Mohseni Ejei）、最高利益委员会主席萨德格·阿莫利·拉里贾尼（Sadegh Amoli-Larijani）、陆军司令阿米尔·哈塔米（Amir Hatami）等高级官员，都对佩泽希齐扬的演说进行赞扬。

强硬派尤其强调演讲当中的反抗色彩。例如革命卫队指挥官艾哈迈德·瓦希迪（Ahmad Vahidi）就表示，佩泽希齐扬的言论反映了伊朗人民的立场，“我们不怕战争，这是伊朗人民透过他向世界发出的声音”。代理国防部长马吉德·伊本·礼萨（Majid Ibn al-Reza）则公开赞赏，佩泽希齐扬传递的信息代表了“伊朗国防理论的转变”，伊朗也将据此加快发展军事能力。

即便是强硬反对美伊谈判的保守派媒体《世界报》（Kayhan），也赞许佩泽希齐扬将纽约变成了“审判华盛顿和特拉维夫罪行的法庭”；无独有偶，与伊朗革命卫队有关联的报纸《青年报》（Javan），同样将佩泽希齐扬的“我们绝不投降”放在了头版。

不过与此同时，伊朗的改革派媒体同样赞许这次演讲，只不过是强调了截然不同的面向：佩泽希齐扬表示伊朗愿意与世界进行谈判和接触。而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改革派媒体的标题风向就与保守派有所区别，包括“我们不怕战争，我们不回避和平谈判”、“既不挑起战争，也不害怕谈判”。

显然，保守派对佩泽希齐扬的演说表示赞赏，并且标举了当中的强硬色彩，改革派人士则强调伊朗的谈判意愿。这种双重并立的舆论反映，交织出演讲的两面讯息：既拒绝投降，又为外交途径敞开大门。或许可以这么说，德黑兰商会前主席侯赛因·塞拉赫瓦尔齐（Hossein Selahvarzi）的描述，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这份演说的政治效果，“似乎更多是为了在国内传播，而不是为了说服世界。”

谈判如何前行？

而这就会映射出当前美伊谈判的一大痛点：斡旋国反复交涉，对话也从未停止，可是来自伊朗的声音却未必能代表德黑兰。

9月22日伊朗国家广播公司的报道就揭露，伊朗外长阿拉格奇（Abbas Araghchi）在美国会见了特朗普特使威特科夫（Steve Witkoff），目的是传达伊朗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对此，外交部发言人伊斯梅尔·巴盖伊（Esmail Baghaei）解释，伊朗是通过卡塔尔调解人与美方进行接触，目的是沟通相关条件，包括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停止美国军事行动、结束海上封锁和经济战，以及解冻伊朗资产。

可是从后续发展来看，这次接触还是引发强硬派媒体、革命卫队附属媒体对阿拉格奇的强烈批评。例如与革命卫队有关联的塔斯尼姆通讯社（Tasnim News Agency）就称阿拉格奇的解释“幼稚卑鄙”，并质疑如果伊朗的条件已经通过中间人传达，为何阿拉格奇还需要与威特科夫会面。

塔斯尼姆通讯社更指出，这次双方接触并未经伊朗决策机构、包括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授权，并且引述了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Mohsen Rezaee）的话称，外交部的获批方案仅限于通过调解人传达伊朗提出的七项停火条件。塔斯尼姆通讯社因此定调，阿拉格奇与威特科夫的会面是“重大错误”。

显然，即使美伊外交已在纽约恢复，停火努力也还是面临一个根本障碍：德黑兰内部对于谁有权利谈判、谈判又能走多远，其实存在明显分歧。这就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何佩泽希齐扬的大会演讲讯息交杂，阿拉格奇与美国的接触又难以光明正大。

当然，从伊朗外交部确实被授权谈判这点来看，伊朗内部当前的谈判分歧，其实不在谈判是否应该继续，而是在于谈判的形式、限制和授权问题。毕竟，即便美伊对峙情绪高涨，革命卫队也并没有完全拒绝谈判，而是更多坚持外交必须按照德黑兰的条件进行，同时继续施加军事压力，更如美国也同样是反复进行谈判尝试，同时保留了军事行动空间。

正因如此，调解国的反复穿梭才更显重要。毕竟间接接触的进行，不仅能为美伊谈判开辟前行空间，也能最大程度降低双方接触引发的内部政治风险。只不过，就算美伊能借此控制内部分歧，却还是不能因此无视实质分歧。

例如针对当前的分阶段开放海峡方案，华盛顿据报坚持要求伊朗清除水雷、开放海峡，并就其核计划做出保证，才会放松对于伊朗的海上封锁；德黑兰则要求美国立即停止对伊朗的封锁，同时解冻240亿美元的外国资产，才会在海峡问题上进一步退让。

显然，即便有在纽约的美伊外交重启、夹杂“台湾换伊朗”风声的习特会背景，美国与伊朗之间依旧悬宕两个有待解决的难题：第一，伊朗外交官在国内是否拥有足够的权力，来落实他们谈判达成的任何协议；第二，华盛顿和德黑兰能否就结束冲突所需的步骤、议程排序，设法形成初步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