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长达20年的性罪行改革咨询文件出炉，有13页洋洋万字涵盖涉儿童性罪行。儿童性侵案幸存者Bobo（化名）一度欣喜，但细读文件内心有处无法填补的空洞：“没有持续性侵犯儿童罪的立例，我感到颇失望。”

由小学至中学被一名亲友性侵，次数数之不尽，在大专毕业后鼓起勇气报案，惟事隔多年，她难以逐一忆述每次案发时间地点、穿甚么衣服、对方用哪只手侵犯、如何侵犯、每次形式有何不同⋯⋯“性侵次数多到没法逐一举证”。

受法例限制，她只被引导讲出四次被性侵经验供控方作起诉，质疑量刑未能反映事件的严重性。后来发觉其他国家及地区早已订立持续性侵犯儿童罪，保障同类遭遇的性侵幸存者，“原来我所经历的事，在其他地区可以好不同。”洞悉漏洞后推动改革，她加入“We Are X”推动联署，既促请政府立法，亦盼幸存者声音被听到，“一切不是你们的错，就算告不入亦不等于对方没做过，只是制度让我们没法将他告得入。”

《幸存者的声音》：性罪行改革系列之二

Bobo（化名）早前在风雨兰展览中展出一只被撕破的“熊仔”玩偶，藉物件分享自身经历。

访问当日她再度取出“熊仔”。虽然只是仿版，但“熊仔”意义重大。真正置于家里一隅的玩偶，见证她童年的跌宕起伏：“事件发生的时候，我会为熊仔造衣服、裤仔、鞋仔，我好想时间快点过，可以忘记经历过的事情。”

她说的那件事，是她在成长时期遭亲友持续性侵。

事发后不敢报案　忧破坏家庭关系

她忆述事发后不敢报案求助，因事件涉及近亲性侵，有很多考量点，“到底家人怎样看待这件事？他们是否支持我？还是会转弯做辩方证人？第二是当时家庭经济状况，虽然对方未必是家庭最大支柱，但始终没有他的时候，家里会否少了一份经济来源？”她说当时状态不稳，觉得失去欢乐的童年。

后来她开始见社工和接受辅导，大专毕业后独立生活，渐渐萌生报案念头，“尽力做我可以做的事”，期待见到对方被捕、受罚。

性侵数以年计　录口供时仅被引导讲出四次性侵经验

不过，她报案后发现检控门槛很高。她忆述录口供当日，被引导讲出四次被性侵经验：第一次发生、最后一次发生、最深刻一次、以及最不同一次，并且要清晰讲述时间、地点、当时衣著。

她说难以准确记得所有性侵事件的年月日。为满足检控举证要求，她拿起一张白纸，尝试回忆一段又一段性侵经历。最终花了半年时间才记得该四次经历，对方用哪只手侵犯、如何侵犯、每次形式有何不同⋯⋯

“很多人会质疑，这么大件事为何会不记得？但这对我而言是日常、是经常性地发生。有些侵犯内容都已经很模糊，因为实在太日常。”

昔日阴影在脑海里反复浮现，令积压多年的伤痛和愤怒陡然爆发，她尝试自杀，获救送院。

“有时候我很想那只熊仔懂得说话，好想它帮我录下来，那人是怎样侵犯我。如果它能帮我做证，我的法律程序会不会更容易？”她随后调整心态，不断告诉自己“行到入警署已经好叻”，一步一步走。

“这刑期远远不及他性侵我的年月”

Bobo指出，即使能清晰讲述四次经验，她指实际被性侵的次数远多于四次。现时公诉书规定控方只可就一项控罪证明一项罪明，她质疑控方为免公诉书过长，没有将全部事件写入，对受害人构成不公。

她又认为，单单抽取部份独立案件提控，量刑未能反映事件严重性。她以自身案件为例，由于不涉及现行法例定义下的“强奸”罪，估计对方最终可能被囚三至四年，“这刑期远远不及他性侵我的年月。”

她感叹，“就算他非礼100次，公众只会见到他触犯4宗非礼罪，另外96次其实是没人见到的。”

团体倡设持续性侵犯儿童罪　5年接500宗儿童性侵求助逾半为重复发生

关注妇女性暴力协会倡议主任叶卓怡说，风雨兰于2019至2023年期间接获近500宗儿童性侵犯求助个案，当中55.9%涉及重复发生，反映持续性侵的现象并不罕见。

她称，持续性侵行为具高度重复性，惟现行举证门槛很高，受害人须交代每宗性侵事件的独特性。她假设一名事主自13岁起每周指定时段遭父亲性侵，但受害人不得在庭上概括称“他每周四晚上某时段会性侵我”，但必须交代每个情况的分别，例如上周情况与本周有何分别，才能达致举证门槛。

协会倡议增设持续性侵犯儿童罪，参考澳大利亚法例，控方只需证明在指定时间内，持续发生2至3次性侵事件，法官或陪审团可按照受害人证供及所有环境证据，裁定有否出现持续性侵犯的情况。

律政司2000年曾建议订立罪名　反对方认为被告难抗辩

翻查资料，本港律政司于2000年曾提交建议订立持续性侵儿童罪的资料文件，并建议任何人的一连串行为涉性侵犯一名儿童3次或以上，每次在不同日期，不论行为是否属同一性质或构成同一性罪行，均属犯罪。控罪须指明行为所发生的时期及性罪行性质，但无须证明确切发生日期或情况。

当时其中一个争议是，如果被告不知道具体时间或案发环境因素，便不能验证投诉人是否可信，也不能就严重控罪提出适当抗辩。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在今个月立法会讨论上，亦再引述大律师公会及律师会指，条例对被告“不公道”，相信现时法庭会按持续性侵的情况向被告加刑。

盼将持续性侵更完整呈现　协会： 控方举证责任不变

被问如何回应政府一方的说法？叶卓怡反问，“这是否在回应受害人状态呢？”她强调增设罪名的目的是将事件更完整地呈现，“到底呢个period（时期）佢哋系经历紧啲咩”。

她指，现时不涉及案情的证据无法呈堂，举例一些不恰当的触摸行为，理应是侵犯具持续性的证明，但碍于法律限制未能呈堂，这让法官和陪审团难判断持续性侵关系是否存在。

她强调即使订立罪名，控方举证责任仍然不变，受害人亦会尽所能讲述事发经过，“即使受害人因创伤令记忆有限，亦不会因受害人无法particularize（详述）而不（把证据）放上庭作考虑。当两个画面放在陪审团面前，一是要看每宗事件能否match（配对）细节，另一个是看整段时期发生了甚么事，受害人讲到甚么general nature（事件性质）、尽量particularize（详述），控方亦有责任界定一个时期，看当时发生甚么事。”

协会引澳大利亚案例曾做检讨　14%经陪审团裁定罪成

她称，澳大利亚曾争议法例会否令定罪率不符比例地提高，惟当地于2017年曾作检讨，均无出现因控罪令被告不公平地被入罪。澳大利亚《刑事司法报告》引述昆士兰检控署数据指，2010年至2016年期间有518人被起诉持续性侵犯儿童罪，当中61%认罪、14%经陪审团裁定罪成。

叶卓怡说，“如果真的是不公平的状态，理应90%定罪⋯⋯其他司法管辖区已有20多年经验，我们可以很清晰地参考这些条例，或在陪审团指引上厘清不会对被告造成不公的情况。”

保安局局长邓炳强上周五（31日）见记者时指，留意到有意见建议政府新订持续性侵儿童罪行，当局会进一步研究。政府在咨询期完结后会分析意见，今年内把修订建议提交立法会，务求本届政府任期内完成立法工作。

20名性暴力幸存者组成关注组推动改革

政府正就性罪行改革展开为期一个月的公众咨询，Bobo与约20名性暴力幸存者组成关注组“We Are X”，推动改革。

她忆述，知道咨询文件出炉当日，成员均感到欣喜，她乐见政府加强保护儿童及精神缺损人士，更将涉及儿童的插入式性侵量刑增至终身监禁。

然而，她发现文件未提及增设持续性侵犯儿童罪，对此感到失望和孤单，内心仍有一处无法填补的空洞。她说，成员很快察觉她情绪有异，于是尝试安慰她，称一起争取订立罪名，“那一刻我好感动，有种被支持的感觉，即使事情有多难，她们在的时候，我会好有力量。”

她在“We Are X”担当游说角色，主要在社交平台宣传、邀请不同人士转载性罪行改革资讯、分享幸存者的亲笔卡等，希望引起社会讨论，亦呼吁公众在咨询期内提交意见书。她笑言“We Are X”专页的影片观看次数达11万，认为成效可接受。

踏上这个倡议之路，是源于她之前参加了性罪行改革共学小组，得知其他国家早已订立持续性侵犯儿童罪，保障同类遭遇的性侵幸存者，偏偏香港未有为此立法。为推动改革，她愿意以过来人身份公开经历，让公众聆听幸存者的声音。